1911年初同盟会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
　　同盟会的许多领导人意气颓丧，以为起码五年内将难以有所作为。但是在武汉，革命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滋长起来。其中最主要的革命组织，为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尽管有会党的痕迹，但也有不少坚定的革命志士。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又都在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湖南藉新军士兵，其实，他们隶属与“华兴社”，他们的实际领袖就是宋教仁！他们的组织者蒋翊武和刘复基是宋教仁的拥趸，唯宋教仁马首是瞻！他们长时期埋头在新军士兵中从事下层的革命工作，最初以黎元洪的陆军第21混成协的第41标为基地，逐步扩展开来。
　　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湖北藉归国的留日学生。更兼有帮会色彩，他们的领袖孙武和刘公等人同时是洪帮长老，他们集中力量在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们和同盟会本部有着较多的联系，经济力量也远较文学社为充裕，所以1911年春天后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在张彪的第八镇，特别在工程第8营和炮队第8标中影响更大。?
　　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的差别，直接导致了互相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在争取新军工作上表现为互相之间的竞争。
　　经济上的贫富不等，文化上的粗雅相异，地域上鄂湘之别引起的本地人和外乡人之间微妙的情结，会党习气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间隙，还有官兵关系的扭曲等等，使得文学社与共进会相互间矛盾很大，冲突不断。
　　但这种竞争毕竟是革命党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不过，时局需要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尽快联合。
　　这时候，在两派之间起穿针引线的同盟会的代表宋教仁和谭人凤，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革命派内部的分歧，不仅表现为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还有共进会反对孙中山在华南集中力量进行起义的主张。
　　早在1910年夏天，同盟会上层内部就酝酿着反对意见，并直接针对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1910年夏，赵声和谭人凤、宋教仁、林时爽等邀集在日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孙中山的不满。
　　有人在会议之前就提出：孙总理只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现在我们要自己商议一个办法去进行。
　　谭人凤甚至认为：“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
　　在这次日本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最活跃的是宋教仁，作为同盟会的最高明、最成熟的政治理论家，他慎重地却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在长江流域起事，才是最积极和最稳妥的革命活动的策略。
　　这次会议的决议，显然已经改变了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把重心放在长江流域，意味着在中国中部集结力量，形成新的核心！
　　成立中部同盟会的想法开始形成，显然，这是直接针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开始考虑改组同盟会之事。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开成立会。并通过了宣言和章程。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不是分裂，而只是调整。一种摆脱孙中山，进行新思路下的革命尝试。
　　中部同盟会在接下来的8、9两个月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合作；
　　制定共同的策略；?
　　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刷品：
　　积极准备湖北新军的武装起义。?
　　此时此刻，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低沈气氛似乎被打破，革命党人的生机开始重新恢复，特别是由于文学社与共进会长期在湖北新军中建立的工作基础，使得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确信起义的时机即将到来。
　　孙中山还远在北美，他还在为筹款起义而作着努力。他没有改变他的既定主张。离开日本之前，他仍然明确反对把起义重点放在中部地区。?
　　孙中山没有更多地关注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与变化。
　　然而对于革命的现状，与其说他不想改变，不如说他无力改变。历次华南起义，虽然没有改变他推翻清的决心，但是一次次的失败，尤其是这次广州起义的失败，也使孙中山有点困惑。但他还是坚信有钱就能起义，就能重整旗鼓，只要不断地起义，清朝就一定能推翻。?
　　然而，暂时没有了孙中山的国内革命派似乎多了些分散，也多了些自主，更多了些活力。
　　这是1911年革命阵营的最大特点，?
　　也是1911年革命形势的最大特点！
　　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清晨，黎慕军就和黎绍基悄悄地过江，住进了汉口租界中的黎公馆。
　　说是公馆，其实是在俄租界里的一座新式里弄房。?
　　公馆里面有两个下人，已经把一切都安顿好了。其中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佣，叫刘妈，原来就带过绍基，这里的生活起居都由她照料。另一个年长一些的男佣也姓黎，和黎家有点沾亲带故的，在这里打打杂。这俩人都是老爷、太太精心挑选的，不但办事麻利，而且十分可靠。
　　俄租界里的新式里弄房，除了总平面的里弄布局为欧式外，其分户单元的平面及结构还是从传统的中国三合院脱胎而来的。?
　　房子有三层高，住宅正面是高大的门墙，面南而立，门洞于院墙正中，石条砌的门框，附有刻花雀的石梁，漆黑的板门，金黄的铜环，显得严密紧固却不失气派。
　　入门是一个由院墙、三间两厢的主屋合围而成的横向长方形天井；正中为客堂，与大门同在一条中轴线上，从而保持了传统院落式住宅固有的情趣和次序。客堂后面有通向二楼的楼梯，隔开一个小天井，可以到后面的单居厨房，俗称灶披间。三楼其实为搁楼，因为是斜顶，面积就要小多了，而且高低不一，给人以压抑感。一般是堆堆杂物，临时性住住人的，但由于各种明柱明梁错综复杂，反倒成了孩子们玩耍躲藏的好地方。
　　黎元洪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而且夫妇俩特别疼爱长女黎绍芬，但黎绍基总归是大少爷，因此二楼朝南的大房间就让他住。房子虽没有武昌中和平正街的老宅大，但由于现在只有四个人，整栋房子显得空荡荡的。
　　租界里的新式里弄房，由于采用了新式的卫生和厨房设备，每个楼面都有厕所和浴缸，很是方便。抽水马桶、进口的浴缸和先进的排水系统，比起老宅的老式的手拎马桶和大木澡盆，大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但黎慕军仔细观察了绍基，他好像并没有特别的激动，不过也没有特别紧张。?
　　吃过午饭，黎慕军带着绍基外面走走，散散心，并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那时候的租界人还不太多，看上去反而到处是各国的巡捕，中国人在租界里走起路都小心翼翼，叫人怪不舒服的。
　　在鸦片战争后，清廷屈辱地承让汉口作为对外的通商口岸。1858年后，曾经驾驭着最现代化的军舰几乎巡览全球海洋江湖的英、美、法等国的海军军官，面对武汉三镇绝佳的水陆形势，赞不绝口之余，不免心虚。?
　　武汉不比上海，就在出海口，进退都非常便捷。
　　武汉太纵深了，给人以进得来出不去的感觉！?
　　因此，西方列强在武汉的经济渗透一直是小心翼翼，步履缓慢。很长时间内，武汉的外商投资发展以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如上海、广州，甚至比不上青岛、宁波、厦门。
　　幸运的是，老武汉遇上了一个能抓住历史机遇的人。?
　　当睿智过人，学贯中西的张之洞执掌湖北后，一个基本建设的高潮在老武汉蓬勃兴起。张之洞主动奏请武昌为通商口岸，索性把个老武汉彻底对外开放。于是，老武汉的城市面貌一新。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租界。
　　几十年的建设，汉口的租界已经很有规模了。?
　　租界沿着长江，位于歆生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今中山大道的东南面，一条窄长的带形地块。如按地理位置由南向北，顺序为英、俄、法、德、日五国。
　　租界的中心纵贯着胜利街，并穿插一系列横街。租界中侧则与华界商业中心区——中山大道江汉路至三元里以围墙或铁栅为隔，只开设若干进出口闸门，以保证租界区闹中取静的环境，避开了城市商业、交通的噪音。?
　　黎慕军和黎绍基先往南走，没多久就看到了俄租界的巡捕房。巡捕房从正面看上去像个汉字的“山”字，中间的敞开的大门看起来就像是猛兽的血盆大口，阴森森的。
　　进了英租界，抬头入眼的是一个高高的水塔。它是老武汉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中国商人全资创办的武汉既济水电公司的水塔，它以七层楼房，四十一点三米的高度鹤立鸡群，监视着武汉的火警。一百三十五吨的储水量和钟楼嘹亮的报警声使它格外引人注意。它和隔江而立的汉阳钢铁厂高大的烟囱相对雄视。在水电公司的招标中，张之洞拒绝了外商的贿赂，坚持给了中国商人。?
　　走到租界边，外面就是汉口的旧市区。
　　透过铁栅，外面的街道看起来狭小、拥挤，卫生状况差多了。黎慕军和绍基记住黎元洪轻易不准出租界的关照，折回身，慢慢地走回家去。?
　　回家的途中。他们看见江边停着许多外国的军舰，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还有一艘日本的兵舰。不知怎的，黎慕军和绍基看见日本军舰和太阳旗特别来气，也许，当年黎元洪几乎死在中日海战中，现在大家还记着这仇恨了。
　　黎慕军告诉绍基，汉口的租界和上海的“外滩”十分的相象，也是濒江延立，各国的雄伟建筑物，像博物馆似的向世人展现它们各自的风格，比起它们的主人更有人情味。?
　　黎慕军觉得，除了都是洋人的地盘，汉口的租界和上海的“外滩”还有一点很相象，就是上海的“外滩”处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以南，这里往南的龙王庙，也是长江和汉江的交汇点。不过苏州河是在“外滩”的北边，而且要小很多。
　　黎慕军告诉绍基，他父亲已在上海的租界里买好了房子，而且布置好了。
　　黎绍基听了非常高兴，也想到上海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