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29日是农历辛亥年正月初一，对于大清王朝来说，这一年一开始就有倒霉的兆头。?
　　由于缺粮少食，正月里就有抗捐、抗粮的民变消息传来。接着，广州黄花岗响起了枪声。为了实行新政，立宪派们不断地磕头请愿，搅得朝廷心烦意乱。春夏之际，朝廷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遭到了南方诸省一致反对，各地的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湖北武汉也不安宁。?
　　长江又一次肆虐。
　　江河横流，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向四处扑去，吞噬了不少田地，监利等县几成湖泊。几十万灾民涌入武汉，白日沿街乞讨，夜晚露宿马路。武汉成了扶老携幼、蓬首垢面的流民世界，到处是衣衫槛楼的饥民。七月底，汉阳城内又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凶猛，八千余间民居、一千余条大船在腾腾烈火中尽化为灰烬。死于火中、溺于水中的不计其数。侥幸逃生者也成为流民队伍中的一员。?
　　自然灾害造成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清政府地方当局非但不去救济灾民，反而以荷枪实弹的军队与警察严密设防，以防灾民闹事和抢劫粮仓。他们动辄对灾民拳打脚踢，随时随地准备对稍有反抗的灾民进行武力镇压。
　　江汉两岸，日有饿稃、夜有哭声。面对着天灾人祸，人们在哀叹“天意”难违的同时，也敏锐地感到大清的气数已尽了!?
　　真正决定了大清王朝气数已尽的不单是天意，而是人心，是革命党人的不屈不挠的反清斗争和各阶层对满人统治的不满。
　　在武汉，革命再也不象往日那么令人谈虎色变，那么大逆不道；革命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社会风尚。民众与清政府的对立已经清清楚楚了。民众停止了在诸如“维新”、“立宪”、“改良”、“新政”等政治名词上喋喋不休的空议和虚论，终于达成了共识：驱除鞑虏，实现共和。
　　连黄毛小孩都在有意无意的哼哼：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这是人愿，也是天意。
　　?这天，黎元洪给了黎慕军一个任务，要他悄悄去上海，去购买一所楼房。?
　　?黎元洪告诫黎慕军，现在世道峻险，湖北新军党人在酝酿起事，而现今的湖北总督瑞瀓对他心怀叵测，他不得不防。
　　黎元洪对黎慕军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事之秋，未雨绸缪，方为上策。我在上海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已经替我看好了房子，价格也很适中，钱已经汇出，你只要去办理一下相关手续即可。另外你替我配好家具，房屋布置好，随时好用。行程中不要引人注目，钱和信函都在这里，你快去快回。”
　　湖广总督瑞瀓，是满清亲贵集团中的一员。作为“京城三少”之一，瑞瀓身上纨绔子弟习气甚浓，可当他一踏上武汉的征途，马上感到忧患和危机。他改变了以往的酒色征逐和潇洒嬉戏。对于遍布满地的革命党人，他决心整肃消灭。
　　为此，他首先把目光投向湖北新军。
　　瑞瀓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人的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所控制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
　　此时，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据悉，革命党人及支持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他们分布在各个新军营、队中的革命团体，虽经过几次摧挫，但名称不断变化的团体，却始终抱定一个反清宗旨，发挥着组织的作用。?
　　瑞瀓懂得，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新军，一旦调过枪口，历史的改写就会在瞬间完成。
　　瑞瀓首先在对湖北军队进行整改，他任命铁忠为军事参议长官，参与掌管湖北新军。他取消了黎元洪的兼管马、炮、工、轴各队事务和兼辖湖北水师的权利，他建立了督练公所并委任铁忠为督练公所总办，全面调派各部队、各兵种。
　　他对黎元洪的不信任明摆着的。?
　　九月的武汉，已处于瞬息万变之机。
　　待机而起的革命军人和一夕数惊的清朝官员之间的敌视情绪，潜存着随时都可一触即发的时机。
　　箭在弦上的形势，由不得武汉革命党人有过多的等待。?
　　一个已不是秘密的消息在武汉三镇迅速风传：“八月十五杀挞子”，革命党“中秋起事”。
　　一个缺乏社会责任和良知的小报，甚至还公然将起义具体安排作为新闻刊登于报端。?
　　身处即将喷发的烈焰中心的湖广总督瑞瀓，立即对驻汉新军采取了相应的应急措施，以换防为名将“不稳”的新军分调各处，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将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四十一标和第四十二标大部调出了武昌。
　　辛亥年的中秋时节的武汉，全然没有往日那份节日的欢快，全城戒严，紧张地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变故。
　　中秋之夜，桂花飘香，皎月流晖。?
　　一个静谧异常的月夜。
　　在全家人匆匆分享了月饼以后，黎元洪和夫人吴敬君宣布了一个决定，除年已九岁的长子黎绍基随黎慕军迁居汉口租界的另一处家居外，其余所有的人继续待在武昌，生死与共，处惊不变。特别是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儿子绍业，无论如何也经不起颠沛流离的。?
　　他对家人说：“新军中有这么多的党人，总督瑞瀓对我提出采纳和缓手段，大加训斥。瑞瀓决定严加惩处大批军人，然杀戮不但无法平息众怒，反而会激成巨变。瑞瀓这么搞恐怕要出大事了。”
　　黎元洪的预感和判断是对的。?
　　此时此刻，他无意之中接触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缔。
　　?????成为社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小人物如此，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所有人的齐心合力。当几乎所有人的意志高度一致时，它的能量是无比巨大。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局面很少出现，很难维持，你必须紧紧抓住它。?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的人民就做到了。
　　武昌革命推翻了湖北总督瑞瀓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军政府，打响了清王朝灭亡的第一枪。
　　有人以为这些大事件是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结果。10月11日签名的是黎元洪，而真正实施革命的是一大批前仆后继的普普通通的人民。当然，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的是那些革命党人。?
　　武昌革命发生日以后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在很多历史学家都把它归功于国父孙文连续斗争的结果。
　　这种说法不但不严谨，而且相当肤浅，更重要的是它隐瞒了许多事实，对后人决无帮助。
　　孙中山先生无疑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和先驱者，他在一生的斗争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事例。在“驱除鞑虏，实现共和”的政治口号下，在实际斗争中他的作法一直存在误区。?
　　第一，他更多地在国外遥控会党起事，因此他对具体情况和关键问题不甚知之。实际行动的指挥总不是他，也很难指望他有正确应对措施。
　　第二，他相信金钱革命，每次他到海外募捐到了大量钱财以后，他才着手革命，钱用完了，他就没了辙。因此，他的革命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间断性。?
　　第三，他只在广东搞，其它地区他都不甚感兴趣。这就加剧了革命阵营中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倾向，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就是事实上对他的否定。因为同盟会本身就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不过在“驱除鞑虏，实现共和”这面共同的旗帜下，不同地区、不同会派暂时地汇集在一起。
　　第四，他过多依靠帮会分子，而帮会对新旧社会同样有杀伤力。他认为帮会人物讲忠义，绝对服从。他不喜欢那些自以为是的盟友，然而这些有头脑、能思考的盟友，尽管烦，但确实能弥补他个人各方面的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处理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没有对日本朝野准备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所警惕。而这才是最危险的，比政权的变更，政体的改革更重要，日后它将会给中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因此，孙中山先生只是一个精神领袖而不能兼为事业领袖，这也是中国革命的硬伤。
　　迄今为止的政治家们都高高举起孙中山这面大旗，这使人想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历代封建帝皇也是如出一辙地对待孔子的。他们扬弃了真实的孔子的人格，用神化后孔子的光环来教化民众，以达到加强统一，维护统治的共同目的。?
　　武昌革命是湖北民众自觉的革命起义行动，也是湖北当时经济发展最为发达，与之相应的人文思想最先进等众多有利条件的综合结果。当然，也和位处中华至中，却长期作为政治边缘地区的整个湖北，始终有那么一股好动思变的情绪有关。
　　事实上，去掉孙中山的光环，武昌革命的意义更深远，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