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生活有些让人失望。我一没钱，二没朋友。
　　因为以前新奇冒险惯了，我有些自命不凡，但伦敦人并不买账。
　　在人家眼里我不过是个前来谋生的外乡人，我备感孤独，有时还到了钱囊空空如也的境地。
　　一次我到LyonsCornerHouse吃快餐，结完账就一分钱也不剩了。
　　我对自己说：“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须站起来，这是份宝贵的经历。”
　　从那时起，我下决心不再跌入谷底。
　　我到英国布伦特福德市（Brentford）的一家游泳池做服务员，边工作边读书思考，直到后来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
　　在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是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
　　那本书打动了我，使我深受启迪。
　　波普提出了一个社会组织原则，该原则基于一种认同，即人类无法获得终极真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拥有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的人们和平相处的制度。波普称之为开放社会。
　　由于我这一段时期的经历，我对开放社会的观念深信不疑。
　　我也深入研究了波普的哲学思想。
　　波普首先并终归是位科学哲学家。他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是无法得到证实的（verified），必须被当做假说去接受证伪（falsification），只要它未被证伪，那么我们就可暂时认为它是真实的。
　　证实和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为使用其他方式无法解决的归纳法问题提供了一个解，这个问题就是：用一些离散的观测结果怎么能证实一个普世真理呢？但是用证伪取代证实，就无须使用这种归纳逻辑了。
　　我认为，这是波普对科学哲学的最伟大贡献。
　　虽说我深受波普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我也大量阅读了其他书籍。对波普的立场观点我也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我尤其不同意他提出的统一方法论原则—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我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质上不同，例如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有思维的人类参与的活动。
　　这些参与者的决策建立在其不完整的认识的基础上。
　　这种不可靠性使了解社会境况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自然科学则不存在这种问题。为此，社会科学应使用一些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
　　然而在两者之间仓促地硬性画一道杠杠也是不可能的，例如，进化心理学或药学到底算哪一边？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之间存在差别这一认识在我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法不断发展，虽然早在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本科生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一哲学观。
　　我的数学不太好，这也使我对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数学模型所依据的假设产生了怀疑。
　　完全竞争理论假定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完整充分的，而这一假设与波普的论点直接发生冲突，波普认为人对社会的认知与生俱来是不完善的。
　　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完备知识的假设，代之以其他假设，从而形成了经济学理论普遍接受的一般性原理，堪比牛顿物理学。
　　这些假设越来越令人费解，用这些假设所虚构出的世界也仅仅反映了片面的现实，且常常顾此失彼。
　　用数学模型推断出来的市场均衡就是这样的虚构世界。与数学模型相比，我对现实世界更感兴趣，从而促使我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与牛顿物理学相比，反身性理论不是给出确定的结论，而是找出参与者认知不全面情形中的不确定因素。
　　金融市场的走势并不会趋向公认的均衡状态，而是遵循一个单向的过程。尽管走势图有时候看起来是存在重复的，但实际的过程却是不确定且唯一的。
　　因此，反身性理论又像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不过这个理论也断然不会成为科学的学说，原因在于它没有给出确定性的解释或预测，它只是一个概念性框架，用于理解人类的活动，但它对我后来的市场交易经历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再后来，我在金融市场上的成功使我有能力设立一个基金，我的历史观又一次引导我发展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