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各个村子的学生都有，还有很多是从比较远的秦岭山里来的学生。他们都在学校里住宿，星期天才能回去拿一些必需的东西和面粉，那些面粉交到学校的食堂里，食堂里给他们换成了数量不多的饭票。
　　原先在我们村子里上学的同学能分到一个班的已很少了，但我惊喜地发现梅与我分在了一个班，这让我兴奋异常。
　　梅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大大的眼睛顾盼有神，常常流露出迷人的光彩。依然是一笑嘴角就露出迷人的酒窝，却少了以前的幼稚，变得成熟而深邃起来。以前一头假小子似的短发，现在也变成了流光溢彩的柔顺飘逸的长发。身材日渐均称而高挑起来，流露出令人心旌摇荡的神秘的曲线。我坐在她身后离她不远的地方，常常情不自禁地偷偷地看着她的背影发呆。
　　放学的时候，我几乎每次都跟着她那高挑而迷人的背影走出教室，我故意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使不被她发现。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过有时沸腾喧闹有时又非常寂静的学校的宽大平整的操场。走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时，如梭的行人和飞驰的汽车常常阻挡了我的视线，让已过了马路的梅迅速地消失在了前面不远的医院大门里。对此我常常感到若有所失，心里既有与她一同走过的兴奋甜密的满足感，又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深深的失落感。当我怀着这种美妙复杂的心情继续往前走，路过新戏台前面空阔的广场时，在雨后广场上大小不同的积水连成一片汪洋水影之中，到处晃动着在晴朗的天空中不断地飞舞着的群群蜻蜓的影子，它们飘忽不定的身影犹如我的心事一样，常常让我呆呆地伫立良久，屏声不语。
　　在去上学的路上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每次我都希望看到梅忽然从大门里走出来的迷人身影的强烈幻想使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安。但我的希望却常常化成了泡影。我去学校的时间难以确定，这要看家里农活的忙闲和我母亲做饭时间的早晚确定。母亲没有养成很好的时间观念，即使家里清闲的时候，她做饭的时间也忽早忽晚，飘忽不定。有时晚的时候我去学校会迟到，有时早的时候还要惦记着学校里一大堆的作业。而梅却不同，她在上课前的十几分钟才从家里出来，抱着带回家做作业的课本和作业本，神情自信地迈着矫健的步伐往学校里走。她始终如一地精准和泰然若萦的神情使我自愧弗如，更增加了我对她的向往之情。
　　我不知道我对梅的这种感情是不是恋情，但在我听说班上有人谈恋爱之后，我还是感到了新奇和害羞。
　　家里路途遥远的男生都住在了一间宽大得如礼堂一样的大房子里，那里有三个教室那么大。在房子里面靠墙根摆着一圈光溜溜的木板床。在房间的中间也并排摆着两排床板。学生们带着自己家的花花绿绿的被褥，密密匝匝地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上面。女生们人数少她们住在一个教室一样大的房间里，但听说里面是架子床。
　　看到这么火热的场面，对没有过过集体生活的我倍感新鲜。在与他们混熟之后，我曾设想说服班上的几位住宿的同学，让他们往一块挤挤，给我留下一块地方，我也想抱着家里的被褥住到那里去。但还未等到难为情的我想办法将话说出口,冬天很快就到了，寒冷的冬天马上撕碎了我那隐藏在心里的可笑的想法。我看到那宽大的房间里面无数个破破烂烂的窗户虽然被学生们糊上了厚厚的报纸，但依然有刺骨的冷风不断地从窗户的缝隙中灌入。它们在显得空荡荡的房间里肆意的招摇流淌，使没有炉子的房间更加寒冷，同学们挤得更紧了，他们抖抖索索地互相搂抱着，躲在厚厚的被子下面用彼此的体温取暖。
　　一些没住宿的女生则对学校里的食堂更感兴趣。由于任性和刚刚萌发的叛逆情愫的作用，在家中的父母因某事数落过她们之后，她们便赌气不回家吃饭，跟着同学在学校里的食堂吃。有一位比较漂亮的女生，就常常跟着一位男生在学校里吃饭，慢慢地他们常常一起出入教室，同学们都在底下里说，他们谈恋爱了。
　　我刚听说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新奇和害羞，后来看到他们也不过如此，也就没有太在意。在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两个闹翻了，男同学要女同学归还他给她买饭时的饭票，气得女同学在教室里不住地哭哭啼啼。同学们也都在底下悄悄地议论纷纷，我感到可悲而可笑。
　　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家在山里的住校生。课间休息的时候，他经常向我讲山里的一些趣事，比如如何辨别山里的药材，他们如何与毁坏他们家庄稼的狡猾的獾斗争等等，非常的有趣。
　　不久，学校向全体学生布置了勤工俭学的任务。男生在星期天的时候要去野外采集半斤的树种交到学校。女生们则开始拆绵纱，学校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堆了一会议室的破布头，他们将装那些破布头的鼓囊囊的麻袋打开，将破布头发给女生们，让她们拿回家去拆成绵纱。
　　如何才能采到半斤的树种，这成了我的头号难题。我开始羡慕起那些山里的学生，他们满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的树，采树种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但在我们平原地区只有槐树上长满了密麻麻的籽荚。星期天的下午，我从家里扛着一个粗长的竹竿来到学校后面不远处靠近渭河滩的树林里，选择了一棵魁伟的结满了密麻麻籽荚的槐树，爬了上去，开始用竹竿不停地敲打那些籽荚，它们纷纷如雨一般地飘落到了树下枯黄衰败的草上。将树上的籽荚打落在地上以后，我就从树上爬下来，蹲在草地上剥那些籽荚中的树籽。阔大的树林中寂静无人，只有寒冷的风儿不停地从树林间刮过，吹得枝头干枯的树叶不断簌簌地喧响着飘落到树下。我蹲在枯草上伸着被寒风冻得通红的双手不停地剥那些籽荚中细小的树籽。剥呀剥呀，直到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我才将树下那一堆堆的籽荚剥完。于是，我提起装树种的塑料袋，扛上竹竿赶紧回家了。
　　吃过晚饭后，我让母亲找来秤一称，那些树种还不到四两，于是我又发愁起来。母亲安慰我说，不行了，就给学校交些钱吧。
　　第二天我拿着树种到了学校才知道，好多同学也都没有采集到半斤的树种，但他们都使用了不同的办法。有的将采来的树种晚上睡觉时放在了家里水缸旁边潮湿的地上，以使它吸足了水分而增加份量，有的则干脆往里加了一些细砂子。我则对他们教给我的办法不以为然，我想如果因此交上去的那些树种不能用的话，岂不可惜。老师收集同学们交回来的树种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个地过秤，他也不细看，直接就把它们倒在了一个空着的大麻袋里，看到这个情景，我的心里一下轻松起来。
　　学校嫌男同学交回来的树种良莠不齐，也开始让男同学们跟女生一样拆棉纱了。于是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同学们随时都在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块破布头和刚折下来的棉纱，在课间，在上下学的路上，无时无地地都用手中的半截废钢锯条，“哧拉哧拉”地拉扯出长长的棉线。
　　戏台后面的知青楼自从知青们回城之后就一直空着，后来村子照顾一位年老的五保户，让他住在一楼靠路边的一间房子内。个子矮小的五保户老人姓张，长得小鼻子小眼，精神矍铄，好吹牛。我们上下学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他穿着有些过时的呢子大衣，站在他住的房子旁边的路上，向人们吹嘘他年轻时候与某位戏子如何地相好。他也不管生疏和年龄大小，有时候也向我们路过的学生们胡吹。
　　我们村子的人都知道老张，学生们也都与他熟悉了。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上完晚自习以后，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走到他住的房子外面时，都会异口同声地不停地大叫“老张，老张，腰里别着一杆枪。”老张听见后，就会极快地从屋里跑出来，欢实地边追边骂学生们，大家会赶紧往土崖的坡上跑，觉得非常的好玩。
　　这成了我们每天晚上放学后走到那里时必演的精彩节目。我们不停地喊，老张不停地追。有时前面的学生刚喊过追完回到屋里，后面路过的又喊，于是老张就又跑出来追。
　　很快地老张改变了战略战术，他等到学生们快放学路过的时候，就悄悄地从屋子里溜出来，藏在了土坡上路边堆放的玉米杆背后，同学们还不知情况有变，还像往常一样地那样喊叫，结果老张那黑魆魆的小影子一下就嘣了出来，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吓得他们惊慌失措地四处狼狈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