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会最成功的政治投资就是建立中国同盟会，所以，黑龙会在中国政坛的影响之深远，绝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想象的。
　　李香云曾经邮寄来几本黑龙会内部刊物，其中一本名为《支那革命方略》中这么写到：“支那的革命，仅限我们受中的兴中会是不行的，光复会和华兴会才是更重要的组织。尤其是华兴会掌握了湖南、湖北的有志之士，人数上已经超过十万，组织机构严密，更是我们必须联合的。”
　　支那就是中国，黑龙会从本质上还是藐视中国！
　　但是，中国自甲午战败后，居然出现了一种思潮，那就是仇恨满族人远胜过仇恨日本人，甚至出现了以孙文为代表的与日本亲善的革命造反派，而且，成了满是仇恨的中国民众的主流。
　　尤其是孙文，他甚至认为只要能推翻满族人的统治，付出什么样高昂的代价都在所不惜。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答应，什么人和民族都是汉族人民的朋友。哪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西藏都赔出去都可以。
　　“驱除鞑虏”的口号其实就表明“中国”北面只要守住长城就可以，这就是底线。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回族等民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
　　而大多数汉族人居然也同意这个想法。
　　这让李香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就是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才有了中国同盟会的组建。
　　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的会议上，内田良平、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宫崎寅藏、北一辉等许多日本政治明星都正式加入，要不是黄兴振臂怒吼，一意坚持让孙文当上“总理”的话，按照黑龙会的意思，如果按照选举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一定是内田良平当选同盟会总理。
　　不过，日后，黑龙会的财力、人力和在日本朝野的巨大影响力都是中国同盟会最需要的。
　　所以，黑龙会依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其实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实现了黑龙会把华兴会拉入阵营内的战略意图，把湖南人拉了进来才是他们真实意图。
　　在以后的日子里，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对华兴会评价甚高，对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华兴会首脑极为赞赏，尤其是对宋教仁，更是赞为中国第一人。
　　黑龙会的军师北一辉毫不讳言地说：孙文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东方人，无论行事作派还是思考方法，都是西方模式，孙并不理解中国，也未尝理解中国，他的政治理念只是企图求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复制。孙文对民主主义的执着，远胜于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孙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为了追求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从不讳避向外国求援。只要有助于他推进民主政治的大业，即使牺牲民族利益也在所不惜。
　　北一辉代表了当时黑龙会的上层，他们对孙文执貌似支持，实是否定的态度。
　　所以，当孙文等人在感激内田良平和黑龙会对中国革命的大力和无私的支持时，却不知，内田良平和黑龙会却是这样评价他。
　　北一辉对宋教仁却是顶礼膜拜，甘为做宋教仁的秘书，向宋教仁学习，接受宋教仁的身教言教。
　　（编者注：日后，北一辉果成“大器”，成了日本国底层人民疾苦的呐喊者，岛国忧患思想的教父，日本军国主义理论的祖师爷。）
　　其实，这个北一辉，当时朱中安的督练公所的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他了。他代表宋教仁穿梭于上海和武汉三镇，可疑得很，只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没有能动他。
　　从日后公布的书信和电报中可以看出，北一辉对辛亥革命的观测和总结可归纳成四点：
　　首先，革命运动的核心为留日学生，他在武昌总督府亲眼见到，留学生如潮水般从日本归国，晋见宋教仁，等待宋教仁分配工作，各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同心协力主谋的革命”；
　　第二，革命党人的思想及行动模式，皆承袭自日本，换句话说，北一辉认为留学生之所以醉心于革命，完全是受日本的影响；
　　第三，宋教仁以留日学生的领袖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的阵营，宋教仁是整个中国南方长江起义计划中的灵魂人物；
　　最后的结论是，孙文在中国内地毫无影响力，孙的影响在海外。
　　因此，在1911年上半年孙文负气离开中国到英美旅行，北一辉却认为是个大好时机。在北一辉的推荐下，在日本“友人”的撮合下，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成立了中部同盟会，把起事的重点地区从孙文喜欢的南方改到武汉。
　　短短几个月，就干成了孙文十几年总都干不成的事——造反！
　　1911年10月10日，武汉的一声枪响，改变了中国。
　　辛亥革命终于成功！
　　李香云的父亲此时结识了朝鲜义士金九，这个金九由于明成皇后被日本人残暴杀害，金九为了血洗国耻，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并因此入狱。出狱后，更加热衷于抗日活动，结交更多爱国人士，秘密反日。
　　李香云从自己一家和国家的切身经历来告诫大家，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黑龙会的成功，千万大意不得！
　　和中国的革命激进派把黑龙会看作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革命的同路人不一样，“高丽复国同盟会”一直把日本人和黑龙会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和仇人，那个内田良平，更是实现复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高丽复国同盟会”其实在不断提醒“泛”，千万不要对那个小日本掉以轻心，他们才是中朝两国最危险的敌人！
　　所以才有了“高丽复国同盟会”定期通报黑龙会信息和动向的举动。
　　日后，这一良好习惯，把“泛”从死亡线上拉回！
　　这是后话。
　　李香云的提醒很及时。
　　在慈利的时候，“泛”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袁东辉发觉黎慕军的船队中，有人私下发电报到武汉。
　　发报人是黄金忠，收报人是汉口乐维堂。
　　电报只有几个字：去天门书院。
　　但是，这足以说明问题。
　　朱中安和唐飞立刻让汉口的钱济仁去调查乐维堂，调查下来，问题的确很大。
　　汉口乐维堂在日租界的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临街楼房内挂牌营业，是一个以生产、销售味之素、芥末等日本料理辅料食品的商家，楼下是店堂，陈列着各式产品，楼上是办公室，表面看上再也去普通不过了。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钱济仁手下的弟兄发现不少各地的日本浪人纷纷前来此店，而且，他们都是从前门进，后门出，行迹相当蹊跷。
　　推断下来，此地是一个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集合点。
　　他们剪文明头，穿长衫，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商人的名义为掩护，到处活动，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的推翻满清的活动，在政府里有职位，过着双重生活。而真正的店员，其实只有十名日本人和一两个中国人。
　　钱济仁派人牢牢盯着乐维堂。
　　黄金忠这个人的历史，朱中安等人原本以为还是很清楚的。
　　他是湖南湘西人，当年邓兆麟在任湖北测绘学堂的管事时，黄金忠是邓兆麟手下的一个干事。黄金忠很喜欢学习，做事勤勉，话也不多，好像还带有从农村或小地方出来的腼腆和缺乏底气。
　　邓兆麟似乎知道黄金忠的有个兄弟参加了革命党，但黄金忠对政治似乎不敢兴趣，也一窍不通，也不提此事。可是黄金忠是湘西人，测绘业务很不错，他对湖南的水道很是熟悉，于是邓兆麟暗中向朱中安推荐他到“四湖”雷艇（即快艇）之一的“湖鹏”舰上去当轮机长。
　　一来二去，黄金忠和周而成也成了好朋友。
　　周而成喜欢钻研技术，也喜欢只对技术感兴趣的人，黄金忠不问政治，只对地理感兴趣，他又是测绘出身，地图从不离手。黄金忠向周而成请教技术，也把自己收集了许多地方的地图给周而成看，这让周而成大开眼界。
　　在黎得水向周而成要水军军官时，周而成把黄金忠推荐给他。
　　黄金忠做拖轮的船长去湘西，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黄金忠在慈利的蹊跷表现，却让“泛”和朱中安、唐飞、邓兆麟他们起了疑心。
　　决定下来，唐飞亲率人去湘西凤凰县，黄金忠的老家，去彻底调查一下黄金忠的身世老底。
　　同时，也要周而成更密切注意起黄金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