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战败，1995年4月17日，又是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第一条就是放弃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完全独立”，朝鲜的宗主权就交到了日本人的手上。
　　当时执政的闵妃集团在看到英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实，决定依靠俄国的力量与日本对抗。
　　俄国对朝鲜也抱有野心，于是支持闵妃集团政变，赶走了日本公使塞进朝鲜政府的亲日派官员。
　　日本恼羞成怒，1895年10月8日，派日本军队冲进王宫，将闵妃乱刀砍死，并组织了亲日派政府。
　　没有几个月，在俄国武装的支持下，1896年2月10日，国王发动政变，亲日派死的死，逃的逃，亲日政府宣告垮台。
　　日本由于实力不足，只得与俄国达成妥协，双方共同拥有朝鲜的利益。
　　日俄战争后，《日俄和约》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俄国放弃在朝鲜的全部权益。从此，日本在朝鲜再没有了对手，朝鲜沦为任日本宰割的鱼肉。
　　朝鲜皇帝不甘忍受这种局面，他在1907年6月，派两名亲信秘密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6月15日，他们向会议提交了申诉，不承认日本的“保护”。
　　日本得知消息后，于18日逼皇帝退位，由太子继位。
　　即使如此，日本还不满足，于7月23日，日本又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新的《日韩协约》，将朝鲜官吏任免权，司法权，警察权等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彻底将朝鲜置于日本殖民地的地位。日本在朝鲜成立总督府，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不存在，彻底为日本灭亡。
　　自从日本将朝鲜吞并以后，李香云的父亲深愤亡国的耻辱，同胞的受难，但一木难成林，于是把官辞去了，退隐于山林之中。
　　李香云的家原先是很幸福的。她有个哥哥，人长得英俊，而且书读得很好。是全家人的骄傲。
　　这时，有一个日本军官被人暗杀，于是日本驻高丽当局进行了报复。他们共抓获了一百多名“嫌疑犯”，其中多数人未经仔细审讯就被枪毙了。李香云的哥哥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晴天霹雳把李香云一家击跨了，特别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临了变成了一种病，只要看到她儿子的遗物或提及她儿子什么的，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哆嗦甚至痉挛。
　　高丽是没法呆了，到处会让她触景生情，于是，全家人都到北京住下了。
　　亡国耻，失子恨，这些让李香云的父亲完全变了样。
　　原来他是那样风度翩翩，斯文高雅，现在谈及时事，往往会非常激昂地慷慨陈述。有时讲到悲愤处，他会捶胸顿足，甚至会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李家是朝鲜的贵族世家，经济上很富有。
　　现在他们一家把这些钱财都拿来进行报仇复国。这些钱除了救济那些逃亡的高丽复国志士外，还准备成立一个名叫“高丽复国同盟会”的组织。李香云的父亲原先是外交官，也认识京中一些大清国的高官，他经常宴请送礼，希望他们能劝说朝廷，帮助高丽人民驱日复国。
　　无奈大清国事已衰，自己还忙不过来，更无法顾及朝鲜。
　　李香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性格看上去比同年人更为深沉。
　　李香云曾经多次向朱芙蓉谈到高丽，她的奇特语调让朱芙蓉至今声声萦绕，刻骨难忘。
　　“高丽是滨海的岛国，三面依着海，位于温带，既不枯燥，又不寒冷，无论山川也罢，树木也罢，都蒙受着海风的恩泽，非常美丽和清秀的。高丽的国民处在这种地理环境之中，性情当然生来就是和平而温顺的，所谓文雅的国民。可惜，高丽自从被日本鬼子侵吞之后，文雅的国民深陷于无涯无际的痛苦里，再不能享受这美丽的河山，呼吸温暖的海风所荡漾着的空气。日本人将高丽闹得充满着悲哀、痛苦、残忍、黑暗、虐待、哭泣……日月无光，山川也因之失色。数千年的自由人民，一旦沦落为亡国奴，山川有灵，能不为之愤恨么？哎！我的悲哀的高丽！”
　　朱芙蓉是第一次看到人是这么悲哀伤感的。
　　朱芙蓉也为之深深触动了。朱芙蓉非常同情她，也为高丽人民悲哀，她们从此就成为再好不过的朋友。
　　有一次，李香云对朱芙蓉说，她父亲觉得许多清廷官员不是胆小怕事，就是昏庸无能，只有铁良等少数人，还算有胆略。铁良时任陆军大臣，也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她父亲很想结交铁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朱芙蓉知道李香云的意思，对她说，这件事，正好我能办。李香云高兴极了。
　　朱芙蓉的父亲朱中安很快就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会谈中，铁良伯伯对高丽人民的处境深感同情，也对甲午年间的中日战争失败，而给高丽带来的灾难表示了疚谦。对于高丽志士的复国行动他个人表示理解，但他也明确指出，要中国政府公开支持反日是很难的，这不是不愿意，而是中国没有具备和日本对抗的能力，只能积蓄力量，慢慢来。不过隐蔽地，秘密地帮助他们训练一些复国人士，在他权限之下还是可以做一些的。
　　这次会谈后，李香云一家和朱芙蓉一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朱芙蓉一家搬到武汉后，和李香云继续保持通讯联络。
　　从李香云的来信中，朱芙蓉知道他们已经正式建立了“高丽复国同盟会”，他（她）们已经活动起来。朱芙蓉也去信预祝他（她）们能早日从日本的铁蹄下站立起来。
　　离开武汉后，朱芙蓉和李香云的继续通信，但是由于朱芙蓉随着父母和“泛”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日子，李香云的信都通过朱芙蓉的叔叔钱济仁中转。
　　对于辛亥革命，李香云来信表示祝贺。但是她对于现在中国政坛上，亲日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和担忧。她担心中国在走朝鲜的老路。日本人也会像在侵略朝鲜中一样，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最后，他们得以进入中国。
　　袁世凯反日不是秘密。黎元洪，她不清楚。可是那个孙文的亲日倾向，那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中国的同盟会和“高丽复国同盟会”完全不同，中国同盟会和朝鲜的“东学党”极为相像，中国同盟会中，日本特务比比皆是，亲日分子也不少，它的支柱是日本人，而“高丽复国同盟会”恰恰就是反抗日本人的组织。同样是叫“同盟会”，实质完全不同。李香云不能理解中国人，这么个历史悠久、充满智慧的国家，怎么对日本人一点警觉也没有。作为一个高丽人，早就充分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和残忍。
　　她提醒朱芙蓉，千万不要到了亡国后才悲哀。
　　朱芙蓉和李香云的友谊，帮助了她，也同样帮助了自己。
　　从民国成立起，李香云开始把“高丽复国同盟会”了解的日本人在华活动，特别是在湖南、湖北的情报动态搜集起来给钱济仁，在转给“泛”。而“泛”负责情报工作的正是朱芙蓉母亲钱慧。
　　李香云定期把日本黑龙会（こくりゅうかい）的资料和动态寄给武汉的钱济仁，她告诉朱芙蓉对，这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高丽复国同盟会”已经有人打入了黑龙会，所以能知道其中的情报。
　　李香云告诉“泛”，武汉汉口是日本间谍的大本营，以前汉口的乐善堂，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间谍机构，如今，黑龙会完全代替了乐善堂，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衣钵，特别是乐善堂的许多成员早年已经潜入中国，有些人已经在中国扎根，更多人是在湖南。
　　这是因为乐善堂的间谍头子宗方小太郎在写在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的《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一文中，宗方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的，必为湖南人”。
　　在这本《要旨》中，宗方小太郎认为：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其次为河南；再次为福建、广东。现湖南恰如立于治外之域，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实行，政府亦不能相强，俨然形成一国。
　　宗方小太郎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他更进一步比较道：“彼英国自数年前即促进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岂无故乎？”
　　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湖南对于西方势力影响的成功抵制，令日本人对这个相当神秘的省份充满了好奇。
　　黑龙会继承了宗方小太郎的事业，也把发展眼光深入中国腹地。湖南、湖北就是它的首选。它代替日本政府在中国在开拓，在渗透、在发展，在生根发芽。但是，它又得到日本外交机构的庇护和支持。这样一来，它的规模在暗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