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的会议上，内田良平、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宫崎寅藏、北一辉等许多日本政治明星都正式加入，要不是黄兴振臂怒吼，一意坚持让孙文当上“总理”的话，按照黑龙会的意思，如果按照选举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话，一定是内田良平当选同盟会总理。
　　不过，日后，黑龙会的财力、人力和在日本朝野的巨大影响力都是中国同盟会最需要的。所以，黑龙会依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同盟会。
　　陈其美在日本军校受训，就和日本的黑龙会关系暧昧。后被黑龙会“龙头老大”内田良平看中，成为黑龙会的高级成员。内田良平看重的还有宋教仁，但是宋教仁死活不肯加入黑龙会。
　　其实，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实现了黑龙会把华兴会拉入阵营内的战略意图，把湖南人拉了进来。
　　在日本人的情报中，中国这次社会大变动，湖南将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而湖南的华兴会战斗力极强，比起兴中会，由于身处内地，起到整体颠覆的大作用。
　　在以后的日子里，黑龙会龙头老大内田良平对华兴会评价甚高，越来越高，对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华兴会首脑极为赞赏，尤其是对宋教仁高看一眼，更是赞为中国第一人。
　　黑龙会的军师北一辉毫不讳言地说：孙文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东方人，无论行事做派还是思考方法，都是西方模式，孙文并不理解中国，也未尝理解中国，他的政治理念只是企图求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复制。孙文对民主主义的执着，远胜于他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孙文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为了追求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从不讳避向外国求援。只要有助于他推进民主政治的大业，即使牺牲民族利益也在所不惜。
　　北一辉代表了当时黑龙会的上层，他们对孙文执貌似支持，实是否定的态度。
　　所以，当孙文在万分感激内田良平和黑龙会对中国革命的大力并且无私的支持时，却不知，内田良平和黑龙会却是这样评价他。
　　北一辉对宋教仁却是顶礼膜拜，甘为做宋教仁的秘书，向宋教仁学习，接受宋教仁的身教言教。
　　除了陈其美，据说还有陈其美的老二黄乳、老三蒋志清（蒋中正）兄弟也都一起加入了黑龙会，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可能有真凭实据！
　　应夔丞甚至听说，还有不少的同盟会的高级会员都和日本黑龙会有染。
　　但是，当应夔丞希望“中华国民共进会”也能聘请一些日本顾问时，陈其美却极力不容许。
　　“看来，这个陈其美对我还留了一手。”应夔丞倒吸了一口冷气。
　　向海潜把孙文给他的信看了几遍后便按照陈其美的指示把信销毁，可心里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平静不下来。
　　原以为上次的“二次革命”是做了一件傻事，想不到总理没有忘记了他，而且还是如此看重他。
　　在信中，孙文多次尊称向海潜为兄长，夸奖“群英会”的一百零八将个个都是革命英雄，把革命大业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是让人敬佩的。这些都是向海潜管理有方。孙文向这些英雄致敬！
　　在信的末了，孙文诚恳的提出：自己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事务繁多，诚心诚意想请向海潜来执掌“大陆堂”。
　　这样的事，向海潜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向海潜是洪门首领，但只是地方上的风云人物，而“大陆堂”则是总理亲自打造的，是如今全国洪门中响当当的第一重要门派。
　　执掌“大陆堂”，将成为整个洪门中最为重要的人物，那将是何等荣耀啊。
　　可是紧张、惶恐、不敢当，更让向海潜脑子沉甸甸的不敢往下深想。
　　总理信中的语气是这么诚恳，用词是这么恭敬，直截了当拒绝，实在是没有礼貌的事，向海潜做不出这等事。
　　向海潜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心想，此事还是有空时间慢慢再考量。
　　接着，向海潜开始研究自己面前一大摞子资料。
　　这一批资料，其中不少是日文资料，但都附上了大致翻译的文字，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向海潜看了半天，才知道这些都是关于银元方面的。也开始联想到，这或许和那批“宝藏”有关。
　　令人惊奇的是这批资料的制定者水平极其高，所选的材料非常切题，很快就能把阅读者带到问题的中心。
　　简单的说，清末由于币制混乱，各省都有银元、铜元的铸作。其中金属货币质量低劣者倒占了大半。后由户部出面，成立了户部银行统一铸作新银元。原先各地铸的一元银元，理应全行废除，收回改铸，但实际上这个举措由于辛亥革命的到来而停止了。
　　民国以后，货币理应改换。
　　国民政府也曾开铸过孙文半身侧面像的银币，但因为财政紧缺，发行量极少，仅为纪念意义上的。而社会一日不可缺货币，因此原先清朝的银元得以继续流通。
　　在大宗买卖中，人们可以通过银行、钱庄的各种本票，也可以使用一些大面额官钱。
　　但是，如今很多人也包括陈其美把目光都转到一批神秘的大宗银元上来，这就是传说中湖北清廷遗留下的财宝或宝藏。
　　原以为这个宝藏随着湖北总督瑞澂的死也随之云霄湮灭，可就是还有高人找到了关于这个宝藏的蛛丝马迹。
　　向海潜从这批资料堆中信手翻开一张《楚报》，其中有人用红笔圈出了一篇文章。
　　《楚报》是英国教会主办的刊物，馆设汉口英租界新昌里。主要刊登湖北、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地方消息，新闻来源靠各地教会提供。国内外要闻采用各国通讯社电讯。
　　这张《楚报》里用红笔圈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做威廉-路德维克的人写的，他是东普鲁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这位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非常混乱，由于保守和信用低下，只能接受银铜等金属货币。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像样的银行，只有一些票号和钱庄。缺乏对整个市场的调控，也无法支持资本的运作。
　　路德维克教授认为：中国的冶金技术的低下，金属货币制作只能停留在浇铸上。用这种工艺做出的铜银货币过于粗糙，厚薄、大小以及成色不一，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了货币的信誉。而西方国家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大型的压铸机使得金属货币制作精良，成色划一，成功地解决了浇铸工艺的缺陷和不足。
　　这篇文章的最为精彩的地方就是：路德维克提到了原湖北总督张之洞和湖北的金融财政。
　　他称赞张之洞是一个中国少数懂得经济的人。
　　张之洞曾奏请清王朝，获准在湖北开铸银元。
　　他定购了整套压铸银币的制造设备，所有的原料银条都是进口的，这些原料不仅纯净度高，而且比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
　　当新的压铸的整齐划一的银元出现在人们眼前时，那种清晰可见的文字和图案突破了原来浇铸的银元的朦胧感，你会觉得这才是钱！
　　中国之银，国内所产有限，大部由日本和菲律宾输入，其数量仍不敷全国广泛应用。所以，银根极紧，利息高，赊欠不易，信用借款无法发达。中国最为发达的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其所放款为消费而非生产，对规模经营的工商业毫无帮助。银子的相对稀少，使得它和米谷的比价在百年之内上涨了近五倍，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无形之中下降了很多，人民苦不堪言，但也搞不清到底为什么。
　　张之洞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1896年筹办湖北官钱局，发行了一串文官钱票500万张，与制钱（俗称铜板）同时流通市面。由于有充足的银币作为准备金，可以随便兑换，又有各地的官钱分局做到了及时存兑，因此，官钱票发行之初，币值稳定，民间信任。一下子改变了湖北钱少价昂，商民交困的局面，对湖北的经济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这位路德维克教授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而这类消息在华文报刊中是很难透露出的：这就是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尽管在湖北有显著成就，但却引起最高层面某些人的不悦和嫉妒。
　　由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大臣出面，指责张之洞的做法“逾越权限”。
　　暗中争斗的结果，清朝廷决定成立户部银行，同时立刻废除张之洞原先开铸的那套银币，尽管它是那么精美，远甚过国内同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