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湖北军政府。
　　湖北军政府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继续前进，慕军和世人一样，都寄以厚望。
　　黎慕军观察到，这些革命党人说到底还是有文人的通病，把形式看得过于重要。在那么紧张的局势下，这些起义的功臣们，既没有急着抢位子，也不忙着组织防御，而是忙着剪辫子。他们坚持用辫子来衡量一个人对革命和光复汉室的态度。在黎元洪和黎慕军剪去了辫子后，不少兴高采烈的党人连会议也不参加，上街去剪老百姓的辫子了。
　　而在这天筹划组建军政府重要会议上，总参议汤化龙和胡瑞霖、李国镛等湖北咨议局首脑提出了《军政府暂行条例》。
　　这份条例，显然是立宪派仔细研究过的。
　　这份条例提出了军民分治、黎元洪掌军政大权、汤化龙掌民政大权的方案。
　　黎元洪看后非常满意，连声夸道，很好，很好。
　　随即传给革命党人看，蔡济民、吴兆麟、甘绩煦等轮番看过，均无一言。
　　当这份条例传到张振武时，他看都不看，就把它扭成一团，随即就把纸团掷向墙角边的废纸篓去了。
　　会上气氛僵持了。
　　不一会，汤化龙和胡瑞霖、李国镛等先行起立，立宪派人黯然离开。
　　张振武本不赞成举黎为都督，甚至提议“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之神威”。
　　黎元洪转变态度后，多数党人对黎礼貌有加，惟独张振武不仅在见黎元洪时慢不加礼，有时甚至“插刀拍案，嘲弄辱骂”。
　　黎元洪平日里看见张振武就又恨又怕，今天张又这么嚣狂，他低下头，又不言语了。
　　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
　　见众人都离开了会议室，黎元洪慢慢走到墙角，蹬下身子，从废纸篓里把纸团检了出来。他把纸团打开，在桌面上平铺好，用手掌来回把纸碾平。随后，他把这份《军政府暂行条例》给了黎慕军，希望黎慕军能好之研究一下。
　　黎元洪又意兴索然了。
　　第二天清晨，中部同盟会领导谭人凤和居正自上海来到武昌。而后，蒋翊武、孙武、刘公等人相继到来。特别是谭人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威望很高，可以说一言九鼎。
　　午饭后，在会议室又一次会谈。
　　这次，黎元洪不失时机向他们诉苦。
　　黎元洪苦笑着说自己“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
　　黎元洪的这种想法立即被谭人凤和居正接受。他们俩也觉得这么多的人出进都督府，熙熙攘攘，军政府宛若商市，实在不象话。他们俩当即表示首先应整顿军政府，特别是要加强都督的权威，这是当务之重。
　　黎慕军注意到，谭人凤话不多。而居正就不一样了。
　　居正年少气盛，喜欢下马伊始，自作主张。他也没有和湖北党人好好商量，就同意按总参议汤化龙和胡瑞霖两人的建议，设坛场、具礼仪，由黎元洪登台誓师。当然居正主观上也许是想是通过这一形式，使黎元洪公开明确地宣示天下，愿意承担推翻清统治的重任，从而断绝退路，不再瞻循，安心革命。
　　为了提高黎元洪的声望，立宪派又展开了舆论攻势。
　　他们在军政府和党人中四处宣传：武昌起义顺天应人，是历史上汤武革命的重演，因此应举行隆重盛大的仪式，昭告天地、祭把汉族的先祖轩辕黄帝，这样才能昭示光复大义，振奋民心，号召中外。
　　10月16日，武昌阅马场中央的空地上，一座祭坛突冗而起。
　　坛上香案正中，供奉着黄帝轩辕氏的牌位。坛的北、东、西三面，树立着二十四面铁血十八星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香案上供奉着“玄酒太牢”：一只小黄牛，在传统祭典中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以使用的。?香案左侧，一面书有“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八个大字的旗帜迎风飘扬，香案右侧放置了一柄佩剑，它们是权力的象征。
　　祭坛两侧，站立着身穿礼服的赞礼官和读祝官。祭坛的东、西、南三面，布列着整齐的民军队伍，气氛庄严肃穆。
　　黎明时分，黎元洪戎装佩剑，在军政府官员的簇拥下来到台前，军队举枪致敬。在军乐声中，黎元洪率众将官登台。
　　仪式开始，先由黎元洪亲自上香，献牲酌酒，然后率众将校跪下免冠叩礼，台下军队立正举枪。
　　先由黎元洪宣读《祭告天地文》和《祭告黄帝文》。
　　祭告仪式完成后，由谭人凤代表党人向黎元洪授表示权力与职位的旗和剑。
　　庄严而隆重的祭天大典，振奋了民心士气，对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即将开始的阳夏之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武昌首义正名的同时，让黎元洪正式成为“首义元勋”，他的地位也从此合法化了。
　　这日晚，居正在军政府大会上提议讨论《军政府暂行条例》，党人不悦，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居正非常严肃地说：“兄弟受孙文孙先生委托，特此申明。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惟恐一旦起事无所循依，故预定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谴某赉此稿回，俾众遵守。”
　　事后证明，居正竟然诡称这一条例是同盟会和孙中山所订全是一派胡言。然，由于有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名义，大家无话可说。
　　黄中恺提议，居正逐条宣读，条例也就无人反对，原先被党人拒之门外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就这样算是通过了。
　　第二天，在原谘议局小会议室，黎元洪、谭人凤、居正、孙武、蒋翊武、刘公、张振武和蔡济民等军政府要人在商议一件十分紧要的事。
　　当前，清军已经大军压境，汉口已处于清军的包围之中。如果其它地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有地方响应光复，开辟新的战场，对湖北战局也有缓解作用。
　　现在，安徽、南京、上海都有人来联络起义之事。特别是上海的来信非常清晰，也非常紧迫。于是，军政府要人们商议下来，此事刻不容缓。立即命令黎慕军率队赶快去上海，和那里的革命党人联络，尽快配合起事。
　　此行共六人，;黎慕军党人、参谋部军官甘绩熙，郭林;慕军的随从林海光，熊文海;还有谭人凤的次子谭二式。接受了命令后，一行人即刻便装登上了去上海的“汉江”轮。
　　他们这次到上海要见三个人：锐进学社的李燮和、上海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和代理总教官——黎慕军的大哥——黎天才。
　　去年吴淞炮台开始扩建，因此，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向老师黎元洪借人。姜国梁是湖北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知道老师黎元洪当年筹建过南京幕府山等地的炮台，经验甚为丰富。黎元洪得到总督大人的许可后，他派自己的心腹，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营长)黎天才前去协助。
　　锐进学社的李燮和，其实是大名鼎鼎的光复会首领，他在策反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梁和代理总教官黎天才起义时，知道了这里面的关系缘由，他在和湖北军政府联系起事时也提到了这一层关系。
　　此意正和湖北军政府想到一块了，黎慕军他们带着湖北军政府给李燮和的委任状——“长江下游招讨使”和十万经费，尽快和他汇合。
　　江轮顺流而下，黎慕军他们心潮澎湃，想到自己要去执行一项神圣而危险的任务，他们觉得很幸福。
　　尽管是顺水，但到上海还得好几天，于是几个人闲聊起来。
　　甘绩熙人长长的，面骨清瘦，头上的乱发蓬松的翘起，颇有艺术家的气质。他是共进会的骨干，因为黎慕军和孙武关系很好，来往很勤，以前黎慕军和他也见过几面。
　　郭林的长相和甘绩熙有点相反。郭林人胖呼呼的，圆圆的脸更显的眼睛小了几分，而且那付老式眼镜，有意无意地滑在鼻梁上，活象个帐房先生。郭林是湖南人，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的同乡和同学，他也是原来混成二十一协的士官。黎慕军知道郭林很有才气，他的绰号叫“大学士”，而且，郭林的脾气很好，人缘也好。
　　甘绩熙也好，郭林也好，都是人中俊杰。和他们办事商议，都不必藏藏匿匿，完全可以开诚相见。
　　闲来无事，黎慕军把拿出了那份已经揉平的《军政府暂行条例》给甘绩熙，郭林看。
　　随即，黎慕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份《军政府暂行条例》毫无新意，但目的性很强。
　　这份条例把湖北军政府分成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条例虽然也规定各部均受命于都督，但对涉及军事的三部条文细致，操作性很强，而政事部的规定则笼而统之，只定下设若干局，细则另定。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都督黎元洪掌军政大权、总参议汤化龙掌民政大权的方案。
　　黎慕军认为首先必须把民众的权利写进去，才能体现武昌起义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式革命。必须保证民众平等，有言论、著作、集会等合法权利;有人身不得随意受侵犯的权利。
　　其次，要学习西方，实现三权分立原则。
　　对于鄂州军政府和都督，既有责权，也有受限制或牵制的义务。
　　“对，我们还应该有两个独立的机构，一个是议会或代表大会由人民自由意志选出的人员组成;一个是独立的立法机关，可由鄂州军政府和都督任命之法官担任，依法行使审判权。”
　　郭林的补充，言简意赅，却点到了要处。
　　甘绩熙也谈到当前，对汤化龙甚至于黎元洪，既要让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又不能完全任着他们性子来。怎么样能做到这点，也是湖北革命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
　　谈着谈着，几个人索性拿起了笔，就此修改起《军政府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