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辣椒城”的兴建。丹阳镇下辖十几个村子的耕地几乎全部种上了辣椒。种麦子成了一种辅佐，象征性地种三五亩够吃即可。
　　郑家庄的人也不例外。自打看了撤乡划镇的热闹场面。看见堆积如山的红辣椒，看见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他们一直认为，只有种辣椒，才能摆脱贫穷，才能达到电视里说的“小康生活”。
　　这年冬天，拖拉机照样嘟嘟嘟冒着黑烟犁地。可种下的麦子儿没多少，凡是比较肥沃的土地全部留春地了。留着明年春上栽辣椒苗。辣椒是单季经济作物，收了秋庄稼后把地犁一遍，经过冬天霜冻，来年春上再犁一遍，耙几遍，再硬的土坷垃也稀碎。土越碎越好栽苗子。
　　辣椒的迅速盛行，以及可观的价位。拔高了人们对土地的渴望。于是，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家的土地多一些，不惜花大力气把河边的沟沟坎坎都开荒了，犁一遍粇着，作为来年的春地。
　　郑家庄一时间出现了抢地，占地的热闹场面。占不住沟坎的人们不乐意了。你一句我争一句扦插（qiancha讥讽的意思）犁到沟坎的人们。争着吵着，矛盾便激化了。最后大家闹得不可开交，一直要求生产队重新分地。生产队长没有法子，把这个分地的大事儿汇报给村支书郑思贤，让他定夺。
　　思贤皱着眉头，在屋内来回的走。他寻思，土地是该重新分分了。郑家庄现有的土地状况还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土地分下户后不久，老百姓觉得不公平，于1985年重新分了一次，如今差不多十年没动地了。新增加的人口没有土地，死去的人没有撤销土地，严重造成土地不均，人们吵闹也是情理之中啊！
　　思贤和思源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地。这个地说好分也好分，郑家庄三个小队的地，总地块不会再动了。那是祖先定好的。谁也没有办法再拢到一起。现在要分的是小队的地。在三个小队中，郑东队人口发展的最快，要求动地的人最多。那么就针对郑东队一个队分吧！
　　十来年没有动地，一旦动地，肯定也有不同意的。像郑东队的郑中青，他爷奶、爹妈全部下世了。可因为没有动地，他至今仍然种着四个人的地。一旦动地，这些空头户口自然要被下了。所以他不主张动地，和他这样的人家有几户，他们搁成伙儿的唧吵，说啥也不让分地，具体又说不出不让分地的理由，完全是依仗二球性子，瞎叫着胡搅蛮缠。
　　再如打机井的郑中先，他两个弟弟结婚了，各自有两个孩子，加上他的大儿子结婚了，生个孙子，一家六七口人没有土地，也是个事儿，便坚持要求分地。这样的人家更多，所以，在郑东队分地与不分地的较量中，要求分地的占多数。
　　地多的不愿意分地，地少的要求分地。郑家庄村陷入分地的纠葛之中。郑思贤召开可群众大会，把分地这个通知下发给各家各户，然后召集村子中的年轻劳力，准备标杆尺子，重新核实丈量土地，按照现有人口，计算人均多少土地。
　　分地大会在郑思贤家的院子进行。人们众说纷纭，想分地的和不想分地的一人一句说开了。说着说着就出言不逊，冒出了脏话儿。思贤气得脸红脖子粗，让大家慢慢说。可那样的场合，谁也没有把他的话当话了。中青派和中先派先说后吵，再就是骂，骂着不解瘾，打到一起了。思贤家的院子瞬间成了群斗的现场。中青力气大，一拳头上去把中先的两颗门牙打掉了。中先的家门自己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掂起砖头拍下去，把中青脑袋打得头破血流。
　　为了分地，两族人打得你死我活。思贤和思源挤到人群拉架。却平白无故挨了一阵拳打脚踢。乱糟糟的场合，打红眼儿的两家人，看见谁就打。也不管拉架不拉架的。
　　思贤老婆刘香梅急的没法，最后想起了乡里常来他家的干部。照着思贤的电话本拨了一个号码，刚好拨打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思贤以前是治保主任，和派出所打交道的次数比较多。
　　派出所的民警开着警车提着电警棒下车，才把两群人弄开。分别送到丹阳镇的医院治疗去了。
　　中青和中先住院期间，派出所民警坐镇，郑东队的土地安安生生分了。再没有一个人敢逑疼蛋痒的说风凉话了。郑东队原本一个人顶到四亩多地，如今重新一分，连河地算上，人均三亩了。就这计划生育还天天喊着严打呢！
　　郑前队看郑东队的地分了，也赶紧提出分地的要求。
　　寒冷的冬季，郑家庄的人们都在为分地忙碌。思贤成功分地，在郑家庄赢得极高的威望。分地，在乡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郑中先回村的时候，按了两颗大门牙，银白色的，格外醒目。中青的脑门子上多了一条蜈蚣似的疤痕。两家都有不同的伤情，所以，医疗费自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