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的暗杀
　　1910年，在北京城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暗杀未遂事件，谋刺的一方是汪精卫，而谋刺的对象则是载沣。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
　　载沣是醇亲王奕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
　　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规定此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
　　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汪精卫最后确定以载沣为暗杀对象，其原因即在于此。
　　汪精卫决心走暗杀之路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做准备。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团体。
　　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临行前，他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要牺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时势的坚强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一家取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作为掩护。
　　他们以此为据点，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实施暗杀。为此，由黄复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鸿泰永的铁铺订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药置于铁箱之内备用。
　　按照分工，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则负责找准机会将炸药引爆。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
　　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
　　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系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喻培伦和陈璧君没有被捕，那是因为，在炸弹案败露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重来，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回日本做相应的准备，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获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广为刊登，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
　　当时正在美洲筹款的孙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被捕，等于断我一条胳膊，并指示机宜，要设法营救。
　　胡汉民得知消息之后，也非常伤痛，写下了“问谁勘作釜，使子竟为薪”的诗句。当然，最为着急的应该是陈璧君。
　　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在拜读了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对汪精卫生出爱慕之情。后来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到南洋，汪精卫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说，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风范，他那义正词严的演说，更使陈璧君倾倒。
　　陈璧君之所以会到日本留学，之所以会参加汪精卫的暗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对汪精卫的爱慕。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当然非常着急，于是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营救汪精卫。
　　吴玉章、胡汉民、赵声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尽了力，但汪精卫毕竟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伤心欲绝的陈璧君后来只身北上，来到北京，想尽办法给汪精卫带去了一些鸡蛋，并在其中的一枚鸡蛋里藏了她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给汪精卫送去难能可贵的慰藉。
　　汪精卫收到之后，大为感动。听说这一事件使他们二人的感情大为升温，为他们最后能结为连理做了很关键的感情铺垫。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恐怕没有能够想到今生还有机会与陈璧君结为连理。他当时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确实，在被逮捕之后，汪精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从容就义的决心。
　　因此，当清廷提审的时候，汪精卫曾一再为黄复生开脱，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当时的一份报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绍提审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提审当日，汪精卫写下了供词，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
　　审问官看后，问他：“你没有同党？”
　　汪精卫回答：“没有。”
　　审问官指着黄复生：“他就是你的同党，否则不会帮你订制铁箱。”
　　汪精卫：“他对订制铁箱的用途并不知情，我跟他讲，订制铁箱的目的是盛放酱油、醋之类东西的。”
　　审问官问黄复生，黄复生也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汪精卫托他定制铁箱的真实用途。
　　审问官乃激之以友情，对黄复生讲：“汪精卫难免一死，你又何忍独存呢？”
　　受此刺激，黄复生乃拿起笔来写供词，准备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而汪精卫则哭着上前抢黄复生的笔，并且说：“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
　　黄复生也哭着争辩：“一切皆我，何与君事？”场面相当感人。
　　他们两人都保定了赴死的决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于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
　　虽然有很多人主张严判，但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结果，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则被判监禁十年。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做了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开放党禁，释放在押政治犯。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想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来振起涣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时势，但是最终，革命的暗杀以失败告终。
　　六、让子弹飞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
　　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
　　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又为会场制造了一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分别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椎骨。
　　中央委员张继沉着敏捷地抱住了刺客，张学良从旁边飞起一脚踢掉刺客手中的枪，汪精卫的侍卫趁势连开两枪，刺客负伤被捕。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壁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但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没有任何关系。
　　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前10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的孙凤鸣志愿执行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
　　11月1日，孙凤鸣胸前挂着记者出入证昂首阔步进入会场，他见蒋介石未出场，就按第二方案，冲出枪击汪精卫。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过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七、地下情人
　　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妻子是陈璧君，而汪精卫的两位红颜知己却不为人所知，一位是方君瑛，汪精卫对这段恋情终生难以忘怀;另一位是与方君瑛相貌酷似的施旦。
　　1907年初，汪精卫、胡汉民赴南洋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当汪精卫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到，不久也到了日本参加了革命，并尽量找机会和汪精卫接近，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情。
　　不久，汪精卫为做刺杀行动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摆脱了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香港先去找方声洞，方热情招待他，并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使汪对她起了怜爱之情。
　　方君瑛见汪精卫才华横溢，对汪产生了爱慕之情。汪精卫因在香港等待制造炸弹，只好暂留方家。
　　在这段时间，汪精卫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还常请汪精卫教她做诗词。
　　汪精卫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1905年，汪精卫因刺摄政王被捕，被判为永远监禁。他被关进刑部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陈璧君用金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汪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
　　1912年民国成立，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1913年革命党人讨袁失败，在法国巴黎，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方君瑛也来到巴黎。
　　一天，汪精卫与方君瑛独处在海边绿阴之下，他对她表达了爱意：“我是爱你的，知道你也爱我。可是却被现实环境所限制，我常常很痛苦。我想，你虽然参悟了佛法，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方君瑛很受感动，也对汪精卫表达心声：“爱情寄托，最宝贵能天长地久相知相维，又岂在朝朝暮暮共枕厮守。”
　　他俩经过互诉衷肠，从此相处，反而觉得身心泰然。回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创办一所“执信中学”，一切经济事务等，均由陈璧君负责，并请曾醒、方君瑛来执教。
　　不久，陈璧君赴美筹款，汪精卫为与方君瑛相处，从家中搬到学校居住，课余之暇，他必然造访，饮茶闲话，其乐融融。有一次汪精卫率全校师生前往黄花岗公祭先烈。
　　当晚，汪精卫又携带瓜果之类的吃食，再去访晤方君瑛姑嫂，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
　　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本来感情丰富的方君瑛，经不住汪精卫热情如火，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艳诗：
　　意密形疏自幼闻，情深更厌雁离群，人间多少双飞侣，未必如侬切念君。
　　汪精卫听后，不觉百感交集，他准备隐姓埋名，和她同到深山密林，过隐居生活。倒是方君瑛现实得多，她说：“你是隐不了姓，埋不了名的，何况国事如此，你还有责任，于公于私，都不能够退隐!”
　　汪精卫不禁凄然流泪说：“我的自误，只有怨天;你由我误，却不怒我。我粉身碎骨，也不能报你于万一了。”
　　方君瑛无可奈何地说：“叹天下有情人，都难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已错过姻缘。”
　　汪精卫激动地说出他最后的心声：“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即是死了，也是永远不已的。”
　　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
　　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就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
　　随后跑到学校对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入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
　　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
　　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问心无愧，问什么心?”
　　方君瑛气愤地流下眼泪，说：“你不能如此地侮辱我，欺负我。我即刻离开此地，永不和你见面。”
　　陈璧君反唇相讥：“学校是我办的，你不走，难道我走?”陈璧君正说着，汪精卫进来，见方君瑛受到如此委屈，对陈璧君大为不满，指责她不该在学校当众责怪方君瑛。
　　陈璧君见汪精卫替方君瑛说话，更是满腔妒火，撒野哭闹起来：“你不爱我，我就毁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干吗还要做人?”
　　方君瑛见此情形，万分悲痛地跑回房内，登时晕倒，经过医生诊治，曾醒再予安慰，也就暂时平静下来，并约好第二天就离开学校。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的家庭，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以死明志，在写下三封遗书后，她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曾醒首先发现，痛不欲生。汪精卫闻讯赶到现场痛哭捶胸，连叫：“是我辜负了君瑛!”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又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他仍然怀念方君瑛，日渐憔悴。对于陈璧君根本不予理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骄横的个性又增加了傲慢的成分，并干预汪精卫的政事，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
　　一天常找曾醒聊天的汪精卫，在曾醒处发现一个明艳照人的客人，蓦地一惊，经介绍，才知她叫施旦，是曾仲鸣部下一个凌姓的太太。交谈之下，汪精卫得知她留过学，中国文学也很好。
　　曾醒见汪精卫兴致很高，知道是施旦勾起了他对方君瑛的怀念，因此，特地留汪精卫和施旦一同吃饭。
　　饭后，汪精卫殷勤相送，并约施旦于星期天到他家进餐。届时，施旦打扮得清秀脱俗地去赴约，在汪精卫的书房里，她和汪精卫谈起做诗，要求拜汪为师。
　　汪精卫非常欣慰，立即应允收她为徒，并对她流露爱意。施旦被汪精卫的仪态风雅所吸引，早已芳心暗许。
　　但她也知道和汪结合是不可能的，见汪精卫对她示爱，她也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况且陈璧君傲岸妒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环境不容许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的情，只能限于精神，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
　　汪精卫点头感叹说：“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能够给我精神上的爱，我也满足了。”
　　此后，施旦常来汪精卫的官邸，直到陈璧君归来才疏远。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生闷气。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第二年回国，汪精卫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
　　陈璧君也不敢多与争论，汪精卫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把施旦丈夫凌某当做亲信人员，施旦经常出入汪精卫的官邸，服侍他的病体，逐渐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
　　陈璧君在家，她也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
　　抗战爆发以后，汪精卫卖国降日，堕落为大汉奸。汪精卫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常常想起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
　　一次在陈璧君刚离开南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现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她丰容盛貌，汪精卫大喜过望地款待她，问她何故突然到此?
　　施旦说一年来是在九龙一家庵堂带发修行。与丈夫离婚后，复来故地。汪精卫激动地向施旦表示：“已经错过了方君瑛，不能再错过你了。”
　　施旦却说：“以你的名誉地位，不能离婚再婚。何况，我这次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想和你结婚。”她只想跟在汪精卫身边做一个情人。于是，汪精卫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个女秘书。
　　陈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南京。
　　当陈璧君向汪精卫提起此事时，汪精卫坚决地向她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
　　这大出陈璧君的意料，她正想吵闹，施旦却和颜悦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
　　她继续说：“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
　　“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
　　施旦的话使陈璧君想起当年方君瑛的事，同时想到汪精卫的身体已经不起打击，于是她沉吟不语。
　　施旦见她态度有变化，接着说：“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我走，我马上离开此地，离开他!”
　　陈璧君思前想后，觉得施旦的话有理，也就默认她在汪宅的身份。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陈耀祖的太上皇。
　　于是，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1944年，汪精卫病情加剧，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医生认为汪精卫非去日本医治不可。
　　汪精卫知道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并宽慰他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
　　汪精卫感慨万端，向施旦表示：“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
　　“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在陈璧君母女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日本医治。施旦穿着汪精卫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到机场送行，目送汪精卫远去，凄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卫给她的铜佛，供奉在香案上，为汪跪拜求福。
　　11月，美机空袭名古屋，汪受到寒气侵袭，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翌日下午气绝身亡。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身穿白色衣裳，随着众人迎接。她不敢与家属一起致祭，只有低头流泪。等到众人致祭完了，她才悄悄地在灵前上香致祭。14日中午大殓，施旦也随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