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媒与议婚
　　老北京城里市民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十分繁琐。其中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合称为“六礼”。旧时人们奉行早婚早育，有些家庭在儿女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托亲友或媒人保亲了。一般的家长在儿女二十岁以前也开始为儿女张罗婚事，一般都是托亲友给保亲。社会上也有一些以说媒为职业的媒婆，到时候也主动找上门来牵线说媒。有的媒婆一人牵两家，给两边说合，也有的是两个媒婆将男女双方分别介绍给对方。
　　这些媒婆交际广，信息灵，腿脚勤，嘴巴巧，为了提高成功率，还往往故意隐瞒双方的缺点，因此不大可靠。北京人的月老、红娘更多地是由男女两家的亲戚朋友主动给双方提亲，也有男方的家长看上某家的闺女后，主动找到女方的亲友托其为自己的儿子作媒。这些媒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家里的仆人、听差。仆人只是起穿针引线的作用，到了举行正式婚礼时，要另请有身份的亲友担任正式的主婚人、证婚人。
　　经过媒人的介绍，男女双方的家长大致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后如果感到满意，就要过门户帖。当年议婚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清初满、汉两个民族是禁止通婚的，顺治五年时虽然解禁了，但社会上的习俗并不能马上转变过来，满、汉之间仍然较少通婚，也有些满族、蒙古族男子娶汉族女子为妻，但是基本上很少有满族、蒙古族女子嫁给汉族男子为妻的，直到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满汉通婚才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过去人们议婚时对双方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看得比较重，上层社会讲究要“门当户对”，要看对方家庭主要成员的爵位、官衔和品级是否与自家相当。一般来说女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比男方低一些，男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则很少有低于女方的。当时的妇女不愿下嫁而想高攀的思想观念十分普遍。
　　作为中下层市民家庭，虽然谈不上爵位、官职，但也要关注对方的家产、职业、收入等情况，还有对方的身体是否健壮，容貌是否端正，男方是否有一技之长，女方是否会干家务活（包括烹饪、针线活）。其中男女双方又各自有所侧重，男方更注重女方的容貌、家教、性情和做家务的本领；女方则注重男方的家产、职业、能力，因此有“郎才女貌”的说法。
　　双方的性格、品行、有无残疾和不良嗜好等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对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情况也要考虑到。如果男方家庭人口太多，女子出嫁后面临的家庭内部矛盾就可能比较复杂，反之，男方家庭人口过少，今后有事又会没人帮助。总之，对婚姻大事要百般权衡才能定下来。
　　男女双方家庭将上述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如果感到满意就要过门户帖，这是一张红纸折子，上边写着姓名、年龄、籍贯、宗亲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名号、民族、官职。男女双方各自写好后交给媒人传递给对方，然后双方家长就可以相亲了。一般男方家庭是由主妇担任相亲的任务，女方的父亲也可以相姑爷。相亲的地点有的是对方的家里，双方如果都比较满意，还可能设宴款待。男方的家长注重的是未来儿媳妇的容貌德才，女方家长注重的是未来姑爷的才干性情。双方通过相亲进一步加深了解。也有的人家选择在戏园相亲，包下两个相邻的包厢。小户人家则选择在庙会上相亲。乡下人选择在集市上相亲。相亲时一般男女双方当事人只来一个，否则男女双方就会相见，在过去这是不容许的。在对方家里相亲时，当事人虽然心里明白对方的来意，也要装作不知内情的样子。
　　两家相亲之后，经过与家人、至亲好友商量好，如果双方家长都认为满意，就要互相交换庚帖，帖上写着己方子女的八字（即生日所在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然后将庚帖交给星命家测看。
　　天干、地支是古代中国人计算时间的一种方法，分别以10个字作为天干，12个字作为地支，依照各自的顺序进行组合，用来代表具体的年、月、日、时，以60为一轮。
　　这样每个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就可由八个字组成。古时候人们又以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地支，形成了十二种生肖。星命家们说男女双方的属相必须相配才能婚姻美满，否则夫妻就会相克。
　　这种批八字是古代卜婚的遗迹，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但是过去人们都相信星命家的话，并且将相生相克的属相编了许多顺口溜，像什么“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兴旺，青牛黑猪喜洋洋。”相克的则有：“白马怕青牛，鼠羊一旦休，蛇虎如刀锉，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
　　民间还忌讳属羊和属虎的媳妇，认为属羊的媳妇会克丈夫，当寡妇，是苦命人。属虎的媳妇性格凶恶，会“克丈夫，妨公婆，终无子，主贫穷。”更加要不得。
　　男女双方的八字如果相克，就不能成婚，个别人家非要成婚，就要暗中再给算命先生一些钱，让他在生辰年、月、日、时上略加改动，使男女双方命相相合，这一办法称为“破解”。由此可见批八字纯属欺人之谈。
　　除了属相之外，还要算命相。这是根据当事人出生之年的天干、地支和阴阳五行的配合决定的，有一套比较复杂的计算方法。在过去的皇历上，刊登有《纳音五行表》，以供查阅。在查出男女双方的命相后，再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进行核查，如果双方命相相克就是婚姻不合。
　　算命相、属相本来是一种骗术，但形成风俗之后就为大多数人所信奉。那些相信婚姻是前生注定的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对此半信半疑的人也不敢在婚姻大事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的人虽然自己不相信，但是为了消除亲友的疑虑，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负责合婚的阴阳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写出鉴定，再选择黄道吉日和喜神方位，择定迎娶日期以及婚礼上所忌的属相，将这些内容都写在一张红纸折子上，称之为龙凤帖。在清朝时，只有通过命馆合婚后取得了龙凤帖，才算履行了正式的结婚手续。
　　虽然是民间约定俗成的，却也如同不成文法。直到民国时期，政府才规定男女双方要到民政局去办结婚证书。在过去选择办婚事的时间、方位和确定需要回避和禁忌的事宜，也有一整套十分繁琐的规矩。
　　老北京的旧式婚礼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被看成一生头等"喜事"。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礼俗中贯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在老北京的旧式婚俗中也得到了反映；从订婚到最后结合，需要经过许多繁琐礼仪程序。
　　保亲
　　保亲，即介绍婚姻，俗称"说媒"。通过媒人介绍、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后，首先要过"门户帖"，双方各用一红纸折子，写上姓名、年龄、籍贯、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名号等，由媒人传递，即《仪礼》中所说的"问名"。随后，男女双方长辈选择吉日和适当场合互相探视，了解对方家庭财产状况、家庭名声、姑娘品貌、姑爷身世等，是否门当户对。
　　合婚
　　经过互相查访，双方主婚人均无异议，再过"八字贴"。男女双方各用一顺红纸的折子，写上出生年、月、日、时，请"星命家"测看男女双方"八字"，叫"合婚"。因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年、月、日、时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占干、支各一个字，四个部分共计八个字，所以叫批"八字"。星命家称男女两方属相必须相合才能结婚，以免婚后夫妻相克或妨碍家运。
　　然后由命馆"吃红笔"的"阴阳"先生根据"乾造"(男方)、"坤造"(女方)的生辰八字和属相，写出鉴定(如"子与丑和"等)，再根据"黄道吉日"和喜神方位择定迎娶日期以及忌什么属相等项，写在一个红纸折子上，叫"龙夙帖"。这就是旧时的结婚证书。
　　放定
　　放定即结婚。旧日有放小定和放大定。少女订婚后，习惯上要改变头型发式，过去少女留辫子，一般不扎辫根，一过小定，就要扎上红辫根。讲究一些的家庭放小定时，男方要送女方首饰四样：戒指一个或一对；镯子一对；耳环一对；项圈一个，金、银或银质包金不等。放大定意味着男女双方联姻已成最后定局。这时，男方要问女方送财礼，女方亦公开索要，有时双方讨价还价，成为买卖婚姻的集中表现。
　　陪奁
　　按老北京礼俗，女子出嫁的头一天送嫁妆，请男宾(四人至八人)，雇抬伕，将娘家陪送的嫁妆送往男家，叫"陪奁"。
　　假装的多少一般根据女家家庭经济状况决定。中等之家一般有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贫者则为十六抬、十二抬、八抬、六抬，都需双数。所抬之物通常是些樟木箱子(内放四季衣服、鞋帽)、"子孙箱"(内放平日喜爱的物件和储蓄钱)、连三条案、八仙桌、梳妆台之类的家庭摆设。富户可多至百八十抬，家具等各种物件，一应俱全，送时街巷，引人围观。
　　当年老北京有童谣唱道："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迎娶
　　迎娶也叫"迎亲"。旧京办迎娶喜事一般都在家里举行，也有在饭庄子办的。迎娶有搭喜棚、布置喜房、安排娶亲人员、发轿、依仗、响器、轿子、新人上轿下轿、取新归途、婚后琐礼等许多细致讲究和仪式。办喜事的热闹情况，一切排场在迎娶仪式中有着集中表现。正如一首早年童谣中所说："大姑娘大，二姑娘二，小姑娘出门子给我捎个信儿。搭大棚，帖喜字儿。牛角灯，二十对儿，娶亲太太两把头，送亲太太拉翅儿。八团褂子大开禊儿，四轮马车双马对儿……"
　　婚俗中的禁忌
　　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京城婚俗，从择婚、议婚、定婚到嫁娶等方面都有繁多博杂的禁忌事项。
　　婚姻是男女两性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妇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确立，在封建的旧社会，在老北京，是有许多禁忌的，从择婚、议婚、定婚到嫁娶等方面都有繁多博杂的禁忌事项。
　　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的产物。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婚姻的形态发生着种种演变和进化。
　　在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起，至周代结合政权的分封制时，就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宗族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与社会的财产、财富全都计算在男子的名下，按着严格的辈份、嫡庶关系确立尊卑，明确递继。
　　因而，婚姻的缔结便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系统的发达与否。所以，婚姻虽属吉事，但顾忌也很多。
　　在择婚上，禁忌表现在外婚制和内婚制上。说白了，就是在择婚上禁止血亲间发生性关系，而同时又要表现出一种维护血统、属性稳定且纯正的意向。因各地习俗不同，便有了氏族外婚禁忌、氏族内婚禁忌、民族内婚禁忌、同姓不婚禁忌、表亲婚禁忌等等。
　　从京城婚俗发展史上不难看出，这种禁忌也是有的。清初满汉不能通婚，后来为了统治者的需要，这种禁忌才被打破，但在等级禁忌上，时至今日也有所体现。
　　在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中，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制度，在礼制上和法律上都对婚姻产生了种种限制作用，使“门当户对”成为中国传统婚姻最重要的标准，等级限制成为人们婚姻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等级限制主要表现为良贱不婚和士庶不婚的禁忌，“家之婚姻必由于谱乐”，门不当，户不对，便不可能缔结婚姻。
　　在择婚上尤其禁忌血亲婚。在旧时有“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民间是指单向舅表婚。舅表婚又称中表婚，中表即内外，舅为中、为内，姑为表、为外，俗以为姑母和父亲的血脉相同，娶姑家的姑娘为媳妇便是“回头婚”。因此，“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是仅对姑家的女儿给舅家的儿子的。汉、满都有此忌讳。
　　在议婚禁忌上，我们先谈媒人禁忌。俗语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却反映了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虽说自由恋爱历代均有，但毕竟许许多多的婚姻是经人牵线搭桥后缔结的。这牵线搭桥者，便是媒人。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大地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女娲感到十分孤独，便用黄土造了人。人总是要死的，怎么办呢？女娲又想了一个办法，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让他们繁衍后代，于是，后人奉女娲为婚姻之神，尊为媒祖，建庙祭祀。
　　女娲是神媒，那么人间的媒人是何时产生的呢？在杂乱婚或对偶婚时代，男女结合是自由的，自然不用媒人牵线。真正需要媒人和媒人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在一夫一妻制确立以后。这个时候，女性逐渐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丧失了她们原有的权力和自由。这样，男娶女嫁，就需要有人从中作介。
　　“媒”字的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在《卫风-氓》一诗中，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句子。“媒人”一词，最早见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中有“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的句子。
　　媒人的产生，在中国的婚姻舞台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媒人成为“合法婚姻”的主要标志。没有媒人撮合的婚姻，要遭到道德、礼教及世俗的谴责和否定，被视为“大逆不道”。
　　由于媒人在婚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逐渐把媒人推到了代表婚姻道德标准，监督婚姻合法化的角色。
　　同时，由于在旧社会盛行“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的封建思想，统治阶级大力宣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贞女品德，因此，许多人家的姑娘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男女婚姻自然奉行“无媒不交”的原则。
　　因此，在沟通两性联系、促成婚姻缔结方面，媒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媒人施展巧嘴利舌这一“特长”的“市场”。
　　媒婆一般都能说会道，所以在过去，求媒婆说亲的人不敢慢待了媒婆，对媒婆的招待与送“媒礼”都是周到和丰厚的。如果哪一方无意间得罪了媒婆，因她的从中作梗，三言两语，会把一桩好姻缘给搅散了。
　　还有一些根本不相配的婚事，因媒婆受了厚礼，也会昧着良心，瞒天过海，弄假成真，把婚事说合成功。如果婚后双方不满意，媒人并不负责，因为媒人“只包入房，不包一世”。
　　作为媒人，一般说来，忌讳四处张扬，在说媒开始，往往尽量避人耳目，否则可能婚事不成，却弄得满城风雨。其实，现在一些年青人，不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由介绍人介绍的，开始也都是隐密的，到了一定程度才逐渐公开。
　　结婚不能没有媒人。民间以为，媒人是负有神圣使命的，他们能让冥冥中注定合该结为夫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可以上达神明的，是有一定的魔法威力的。因此，人们对其怀有一种敬畏的情感，不敢得罪于他们。
　　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又是对民间婚嫁禁忌知之最详，记忆最深，传统观念保留最完整的人物。一切撮合事项，有赖于他们的穿梭奔忙，有关的风俗礼数，有赖于他们的传播、提醒、协助办理。
　　问名禁忌。问名，是男方求婚后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及出生年月日准备合婚的仪式。近代北京的问名习俗，主要是看男女生年属相是否相合。不是马与牛、羊与鼠、蛇与虎、兔与龙、鸡与犬，猪与猴等在一起，即可合婚。
　　在“合八字”时，有不少的忌讳。就写庚书而言，桌上要放一对烛台，红烛高烧，中间放笔墨砚台。笔要两支，墨要两锭。磨墨时，两锭墨要同时磨，写男方庚书用一支新笔，写女方庚书用另一支新笔。笔墨皆成双，意味着双喜临门，好事成双，表示吉庆。庚书中男女的生庚，字数必须成双。
　　在旧时的议婚阶段中，纳彩、问名等婚仪顺利通过之后，便该纳吉一项了。纳吉就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消息告知女方的礼仪。旧京城有句俗话，叫“成不成，三杯酒”。是指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要带一瓶酒，成不成要第三次才知道。也就是说，第三次喝酒，是订婚仪式。
　　在婚娶上也有禁忌。
　　结婚大礼，安排在哪一年份内，在民间有许多讲究。如，无春之年，即当年无立春之月，是“寡年”，不吉利，不能成婚。在老北京，还有本命年不成婚之说。
　　过去，北京多选在腊月二十五至腊月三十这五天内嫁娶。届时，一顶顶红绿花轿、一队队送亲迎亲队伍，吹吹打打，气派非凡地穿街过巷。为什么要选在这几天嫁娶呢？这与人们对灶神的信仰有关。
　　据《帝京岁时纪胜》载：“二十五日至除夕为乱岁日，因灶神已上天，除夕方旋驾，诸凶煞俱不用事，多于此五日内婚嫁，谓之百无禁忌。”原来，人们是将这几天认定为吉日。吉日婚嫁自然寓含“吉祥如意”的良好愿望。
　　近代，婚嫁不受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不过，以春节前后和节日为多。至于时辰，北方多在早上“日出前后”。在北京则有午前将新娘接回家，否则是二婚再嫁。
　　当代婚姻十分自由，嫁娶不拘时日。不过，多数人都选在“国庆”、“元旦”、“春节”，或其他节日举行婚礼，认为这样有纪念意义，祝贺的人多，热闹一些，也是图个吉祥的含义。
　　婚礼的高潮是迎娶新娘，六礼称“亲迎”。这是人生大礼中最隆重、最繁缛的仪式。
　　婚嫁日祝贺的人多少都无妨，但最忌有人上门要债、闹事。婚姻是喜庆的事，假如往日有冤仇的人家，此时上门来闹事，则是大大破坏了吉事，是最受忌恨的。
　　喜庆之日，燃放爆竹，有驱鬼之意含在其中，民间说是“崩崩邪气”！久而久之，由于条件反射，一放爆竹，人们就猜想是办喜事，所以放爆竹便又增添了喜庆热闹的一层含义。而办喜事不放爆竹也就更多了一层忌讳的理由了。
　　但现今北京城禁放爆竹，婚庆之日，也就少了声响。京城人也很有办法，买些小气球放在地上，迎娶新娘入家时踩上几个，几声脆响，也增添了喜庆。
　　旧时，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
　　在旧京城，婚娶多用轿子。结婚时的喜轿，具有特别的装饰，一般在红绿绸缎的轿围上绣些吉祥图案，如百鸟朝凤、富贵花开、丹凤朝阳、百子图等。讲究点的，再绣些金丝银丝，镶点钻石。喜轿有四人抬、八人抬。
　　旧时的北京，汉人根据贫富不同用一至三顶轿子：一顶红轿，另两顶围有部分绿色轿围--前者乘坐新娘，后者乘娶送亲的太太；但北京的满人则只用一顶红轿，供新娘坐。
　　北京的新娘对花轿还有个讲究，坐“头水轿”，必须是第一次使用。若此轿曾被人用过了，新娘可以拒绝上轿。
　　新娘子上轿时忌讳足踏土地，旧京城满、汉都有此习俗。不踏土的理由据说是怕沾走了娘家的灰土，带走了娘家的福气。有人认为这原是新娘依恋娘家不肯离去的缘故，有人说这是表示高贵的身份，还有人说这是为了避邪求吉。
　　上轿前，新娘要蒙上红盖头。红盖头即是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可蒙住新娘的头面脖肩，使人不能看清她的面目。新娘从上轿前蒙上盖头，直到下轿、拜天地、入洞房之后，才能由新郎掀开。不蒙盖头或者过早掀开都是遭忌讳的。下轿时，新郎骑着马鞍，手持弓箭，照新娘脚下虚晃三箭，借以驱魔除妖。
　　汉族民间俗信居处多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窗有窗神。就是门坎也有门坎神。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本领，不能慢待，都要敬重。所以新娘子进男家门时特别忌讳触犯各种神灵，尤以门坎为最要小心之处。新娘子绝对不能用脚踏在门坎上，据说会触怒门坎神的。
　　门坎民间又称门限，那是一家之坎，门里门外、家里家外的分野。新娘子若踏了门坎，就是踩了丈夫家的威风，甚至还会妨死公婆。
　　不过，现今已没有用轿娶亲的了，大多数是用小汽车。再加上大力提倡新婚俗，一些忌讳也在年轻人心中完全消失掉了。
　　婚宴忌讳寡妇、孕妇及戴孝者参加，否则不吉利。吃完喜酒，收拾盘碟时，忌讳将空盘相叠，以免犯了“重婚”之讳。
　　新郎、新娘上床安寝时，新郎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鞋放在新娘踩不到的地方。万一被新娘踩住了，新郎就一辈子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新娘忌讳踩新郎的鞋，如踩了新郎的鞋就是对新郎的莫大侮辱。衣服也一样，忌讳新娘的衣服放在新郎的衣服上面，否则，丈夫将被妻子挟制一辈子。
　　洞房花烛夜点燃的灯烛忌吹灭，要一夜长明。相传新婚夫妇谁要先把灯吹灭，谁就先死，所以二人谁也不吹灯。因此也就有了“守花烛”的习俗，即新婚之夜，新郎、新娘通宵不睡，看守着洞房花烛不让其熄灭。俗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的说法，故一烛灭时，随将另一烛也熄灭，取“同生死”之意。满族洞房花烛忌吹灭，因而是用扇子扇灭。
　　在婚姻上还有许多禁忌。但是，婚姻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一些旧的禁忌已经消亡，所以不再一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