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国营粮店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物品,而人们的一日三餐更得需要粮食。在北京这座消费型的城市,当年居民吃粮主要得靠国家供应。鉴于当时社会所需,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在北京城镇街巷建立了诸多粮店。
在当今粮食敞开销售的时代,提起国营粮店,许多年轻人会感到陌生。但三四十年前,粮店可是和咱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家每户都不能一日无炊。老北京人还有一句口头禅说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中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性。
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解放,物质基础还比较差。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1955年12月起,政府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按人定量,凭票供应。随着北京市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和粮票的发放,大大小小的国营粮店应运而生,北京每条街巷都设置一家粮店,以方便居民就近购粮。
那时居民购粮都有指定的地点,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定点粮店。这个粮店面积不大,只有平房五间,店内被隔成售货室、会计室和库房,在里面售粮、交款,又要储存粮食。
当做库房的那间码放着一袋袋白面、玉米面、大米和各种杂粮,那大粮垛直码到屋顶。买粮的居民通过一扇可推拉的小玻璃窗,依次将购粮本、米票、面票、钱递进会计室。会计结完账,将粮证、剩余的钱、票和填写好的卡单一并交给购买者,居民拿着卡单才能到粮柜处称粮。
所谓的售货室其实就是一排大柜子,约1米高,柜外侧的上方钉上木板。每节柜中间安着一个粮食溜子,上宽下窄,簸箕形状。如果要买白面,就到装白面的溜子那儿,把粮袋套在溜子下口处,两手提着粮袋。售货员熟练地用一个中间有提梁,后边有把手的白铁皮簸箕,从粮柜中撮起面粉,放在磅秤上称好重量后倒入溜子。面粉顺着那个大漏斗流入粮袋,保证不会撒在外面。买米或其他杂粮,都各有各的溜子。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都有比例,平时面粉和机米各占定量百分之二十,其余是粗粮。好大米和富强粉只有年节才供应,每人限量一二斤。除了售粮外,市民购买食用油,也得到粮店按票供应。
到了秋冬,粮店有时还销售几天红薯,一斤粮票可买5斤。孩子多的人家互相通告,招呼着四合院里的邻居前去购买。大院里的人们合着伙地推着小车,抬着竹筐,把一袋袋红薯运回家里。随之,蒸红薯的香甜味儿会飘在四合院中。
为了调剂市民生活,粮店有时还出售一次稍好点儿的大米。因可以用粗粮票购买,不限量,听到信儿的怕去晚了买不上,便早早赶到粮店门口排成长队等着粮店开门。售粮的场面极其兴隆火爆,买到的人们笑逐颜开,倍感自豪。
那时粮店职工劳动强度很大,每天都要卖出成千上万斤粮食。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不高,工作服就是一条白围裙、一副蓝套袖,一顶白布帽。道远的销售员中午舍不得上食堂,吃的是自带的极简便饭食。我们街里那粮店只有五六名职工,男少女多。粮店经理除了其他事务之外,还要协助售货和搬运倒垛。对待顾客也是非常热情周到,特别是遇到老人或小孩来买粮,他都会主动帮助把粮食装上车,嘱咐一路走好。有回我去粮店买面粉,一位老婆婆发现粮袋破了个洞,米粒从破洞中流出来,急得不知所措。女售货员看到后,马上拿来针线帮老人缝补好。又用笤帚把水泥地上的米粒扫起来,用报纸包好。
那时人人都在学雷锋,粮店还抽调职工,为行动不便的五保户上门送粮,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售货室的墙上,经常挂有好几样锦旗和奖状。
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没有粮票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要赶上出门在外没粮票,饭馆饭店不卖你饭,想买斤点心,吃根油条都得用粮票。如若家里有人要到外地出差,必须拿着单位证明、工作证、粮食本、北京市粮票,到当地粮店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就连在外地工作或居住的亲属回来休假或探亲,也得事先准备好全国通用粮票,否则用外埠粮票在北京是不能买食品的。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生活在不断提高,首都市场的日益繁荣,随处都能买到各种粮食和农产品了,也不需要粮票了。居民家里粮票储存多了,许多人就拿粮票与商贩换塑料盆、铝壶和铝锅。由于买供销粮的少了,粮店日渐萧条冷落,于是粮店开始压面条、蒸馒头、做面包,搞起了深加工。由于分量足,包子、馒头个大,面包、烙饼质量可靠,附近的居民很喜欢到那里购买。1993年,北京停止使用粮票,从那以后,北京的粮店相继停业,完成了它那段历史使命。
如今每想起曾经的粮店,依然感到依恋和怀念。虽说粮店没有了,但我们这代人与粮店所发生的故事仍很难忘却,那些职工的敬业精神,也让人难忘。
北京说书人的黄金岁月
北京评书艺人的黄金岁月是20世纪20年代,二十多岁正当青春阶段、黄金年龄的连阔如,其阳刚的生命轨迹刚好与评书艺术的鼎盛同步---评书的黄金岁月与他生命的黄金年龄相重叠。
很少有艺人对自己这门艺术的历史感兴趣,即便感兴趣也很少会去调查考证深入研究,即使有所研究也很少能写文章表达见解。而连阔如自是与众不同,他关注评书的起源、历史沿革、门派分支以及各自的艺术特点,并撰文发表,以促进其繁荣。他的理论意识和学术研究能力都令人叹服。
据连阔如本人考证,“在清室时代北平没有评书茶馆,庚子年前说书的人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叫做‘上明地撂场子’,在东四牌楼、西单牌楼、西四、东四、后门外、交道口、安定门内、阜成门内等处都有评书场子,艺人就靠着甬路边儿支棚帐摆凳子说书,只有十分之一的艺人上馆子。庚子年断大烟之时,评书茶馆才畅兴一时,一直到了民初袁项城(袁世凯)秉政,极为发达”。
从历史上看,北京评书的兴旺及发达与散落四城的书茶馆的数量成正比。而“极为发达”的时代,到底能有多少评书茶馆呢?连阔如描述:“北平这个地方,评书茶馆共有七八十家之多,其中‘王八茶馆’(天桥福海居故去之旧主人姓王行八)屋内宽阔,能设三百多书座,为书馆之冠(如今北京最大的曲艺厅包括书馆如‘天桥乐’仅能容纳一二百人)。说书的先生们挣钱最多亦属该馆第一。白天上座最多,晚上座客稀少,不及白天三分之一。
评书界演员有叫座魔力的在该馆讲演,能上满堂座;能力稍差者就无人去听。在‘王八茶馆’说书虽能挣钱,亦要艺术高超。第一路角色才能呆一转儿(每两个月为一转儿,过期改换新角色),第三四路角色,皆畏而不往。第二路角色亦时常有磕出去做不到一转儿的(凡是说书的演员到某书馆说书,如不上座,演员辞了馆另寻他处时,同业人讥诮他在某书馆磕出去了。磕出去为评书界最耻辱的事儿)。”
可以想见京城的七八十家评书茶馆买卖兴隆、醒木噼啪作响的盛况,其书馆数量与21世纪初北京的电影院数量相仿。
而一些走街串巷赶场的评书名家,如潘诚立、品正三、陈士和、张少兰、袁杰亭、袁杰英、金杰丽、刘继业、阎伯涛、连阔如等拥有声势浩大的观众群,也有许多铁杆听众追随左右。书茶馆多,说书人也多,全城的评书艺人知名与不甚知名的有100多位。
当时连阔如就已经预感到评书的滑坡趋势,并且呼吁:“清末时能叫座的说书演员为:王致廉、王杰魁、田岚云、杨云清、张智兰、群福庆、张诚斌等。至今评书界演员尚有百数余,欲邀六个相当角儿都感觉困难,评书界人才缺乏为百年来所未有,望评书界同仁设法培养人才方好,倘不设法维持,评书界的事业就要破产了,不知说书的先生们以为然否?”
另有研究者称,清末民初,“规模较大的书茶馆有天桥地区的‘德义轩’和西安市场的‘欣福来’,崇文门外花市的‘青山居’、‘三友轩’,朝阳门的‘义和轩’等。
只有评书界的名艺人,才有资格有机会在大书茶馆中献艺。如有‘净街王’美称的王杰魁,先在天桥,后在西直门内‘五福轩’;以说《施公案》著称的袁杰英曾在西安市场‘龙泉居’;说《聊斋》的曹卓如在什刹海的‘义留’河沿茶社;连阔如说《东汉》在东安市场书茶社等”。
新中国成立后,对书茶馆进行了整顿,大部分得以保留。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尚有书馆四十多家,朝阳门外有几处,天桥有十几处,新街口、德胜门一带也有,一般都卖两毛钱的书票,听众不少。到“文革”之前,尚存26家。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全部书馆被当做“四旧”破除了。“文革”后虽然恢复了几家书馆,到1988年也全部消失了。书馆的消失,使评书无“家”可归,成为断奶的孩子!
茶馆文化絮语
中国的茶馆,古称茶坊或茶肆,由来甚久。卖茶现象,始于晋。据《广陵耆老传》载,魏元帝(260-265在位)时,就有老妇人每天清晨提茶罐到市场卖茶。至唐,茶肆已出现于城镇中。宋代饮茶之风极盛,茶肆布满大街小巷,而且花样各异,竟相争奇。
从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即可看到汴河两岸茶坊林立。元明之际,操茶肆之业者更多。至清代,茶肆极盛,种类繁多,星罗棋布,以北京西城论,相继出现了大茶馆、书茶馆、戏茶馆、棋茶馆、清茶馆、野茶馆、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茶馆文化。
大茶馆的特色一是规模大,二是贵族化。老舍先生笔下的老裕泰茶馆,给观众的印象可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但和以恢弘雅致而甲天下的天汇轩大茶馆比较,则相去天渊。
天汇轩大茶馆遗址,即今地安门大街东侧的天汇大院。清中叶时,该茶馆曾是步军统领衙门差役与八旗子弟的聚会之处。这些人坐吃皇家按月发放的钱粮,公余或酒足饭饱后,则来此茶馆消遣。
步军统领衙门,俗称提督衙门,位于天汇轩北侧帽儿胡同西口45号(现为实验话剧团宿舍),其职官曰步军统领,全称为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
掌管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兵二万余人和绿营兵一万人组成的步兵营,负责京师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九门的内外巡警和守卫。职任隆重,一般以亲信的满洲大臣兼任。
通常辖满洲等八旗兵时称步军统领,辖绿营步兵时称九门提督,实则为一人。统领(提督),为正一品,为地方武职最高长官,下辖副将(从二品武官)、参将(正三品武官)、游击(从三品武官)、都司(正四品武官)、守备(正五品武官)、千总(六品武官)、把总(七品武官)等将领。
当年的提督衙门,就在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东北隅,与天汇轩近在咫尺。因此,各级官员及兵丁都是茶馆的常客,或休憩品茗,或查访民情,或蹲坑儿办案。天汇轩基于客观需求,遂将房屋扩建至上百间,辟有雅座、庭院、制作满汉饽饽的炉房(所制糕点售予茶客)以及停放大鞍车的停车场。茶馆内外,人欢马叫,景象兴旺。
天汇轩大茶馆肇基于清道光年间,1912年“壬子兵变”时毁于兵燹,历时约140年。因其废址宽广逐渐形成地安市场,小吃、百货杂陈,兼有摆地卖艺者。市场颓败后,五方杂处,始称天汇大院。
就茶客的贵族化程度而言,堪与天汇轩大茶馆媲美者,当属地安门大街西侧义溜胡同路北的广庆轩书茶馆。书茶馆,即设书场的茶馆。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以短评书为主的茶馆。这种茶馆,上午卖清茶,下午和晚上请艺人临场说评书,行话为“白天”、“灯晚儿”。茶客边听书,边饮茶,倒也优哉游哉,乐乐陶陶。
广庆轩原名同和轩,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书茶馆。当年,其环境幽静,修竹丛于庭宇,柳荫匝地,篱落绕屋,室内设朱红大漆八仙桌,黄铜茶盘,青花茶壶茶碗,洁净而雅致。
涉足此间喝茶听书者,有旧王孙、书画巨臂溥心畲,大阿哥溥儁,末科状元刘春霖,九门提督江朝宗,《燕京岁时记》作者富察敦崇,以及清宫权监小德张、四十八处总管太监李乐亭等,这些人见多识广,谙熟历史,对评书艺人时有挑剔。
故在此献艺者皆是评书界的庸中佼佼,且为赢得听众青睐而竞相使出浑身解数,从而促进了评书艺术的发展,造就了双厚坪、杨云清、潘诚立、田岚云、海文泉等评书艺术家。
比书茶馆更具娱乐性的是戏茶馆。这种茶馆在清代时称茶园,一度改称戏园或戏馆子,民国时改称戏院。北京资格最早的戏茶馆,首推明末开业于前门外的广和茶园,其次便是位于阜成门外桥头西侧的阜成茶园。该茶园始建于明末清初,咸丰末年由内廷升平署重修,成为简拔优秀伶人进宫当差预演的场地。
据史料记载,曾在阜成茶园演戏的名角计有四大徽班的程长庚、张二奎、卢胜奎、徐小香、杨月楼、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刘赶三、杨鸣玉、谭鑫培、黄润甫以及光绪年间的刘鸿声、杨小楼、陈德霖、王瑶卿等,这些名角均被赐为“内廷供奉”,享有丰厚的钱粮待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阜成茶园毁于兵燹。
具有娱乐与竞赛双重性质的棋茶馆,既是弈林高手会聚的“棋艺沙龙”,又是一般爱好者观摩消遣的场所。北京著名的棋茶馆,首推西城义溜胡同路南的东和顺,因掌柜姓吉,排行第二,故俗称二吉子棋茶馆。该茶馆陈设典雅,收费较高,非阮囊羞涩者所能涉足。
民国期间,二吉子棋茶馆的座上宾有围棋名家汪云峰、过惕生、崔云趾、金亚贤,象棋国手那健庭、张德魁、赵文宣、谢小然、侯玉山等人。摆擂者所设的象棋排局又称“江湖排局”或“江湖残局”它是经过两代棋手不断研究、加工而排定的惊险、奥妙并设有层层圈套的局势。
其规模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排局如:“七星聚会”、“鸿燕双飞”、等等,中型排局如“高马六出”、“炮打边城”等等,小型排局如“雪拥蓝关”,“金钩钓月”等等。
这些名称典雅而富有战斗色彩的排局,都是由坐阵茶馆的名棋手根据《百局象棋谱》(清三乐居士著)、《心武残编》(清薛丙著)等古代棋谱摆设的。素不相识的棋迷们,可任选一种排局,一面品茶,一面厮杀。几十个茶座几十盘棋,弈者敲棋声脆,观者笑语喧哗。
以卖茶为主的茶馆谓之清茶馆。民国期间,位于长安街西头的龙海轩,护国寺西口儿的庆盛轩,阜成门内大街的天禄轩,都是生意兴隆的清茶馆。倒退五六十年前,北京城十分空旷,不祥现在这样拥挤的几乎透不过气来,所有的清茶馆都非常宽绰,桌凳疏置,空间开阔。大家伙你一壶“雨前”,我一壶“大方”,他一壶“毛峰”,闷透了之后才一碗一碗地细品,喝得塌实,喝得自在,喝得痛快,喝得够味儿,喝得肚子里空膛了,不用人催,自然四散,各奔东西。
清茶馆的茶客,自清晨至黄昏,有如走马灯,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至于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茶腻子”,则终日泡在茶馆里,长时间占着座位,而善良的掌柜从不对其下逐客令,恪守和气生财之道,竟至于此。
闻鸡而遛鸟者,作为清茶馆每天第一批顾客,给茶馆带来了繁荣和热闹,也为北京的民俗谱写了历史篇章。这些鸟迷们涉足郊野遛早儿后,进城先奔茶馆,借以歇腿儿、喝茶兼赏鸟。
此时不过清晨7时许,懒人尚在梦乡,而茶馆早已是炉火正红、水沸茶舒、清香扑鼻了。竹笼里的百灵、红子、黄雀儿、靛颏儿等诸般训练有素的名贵小鸟儿只只不甘寂寞,一块迎着朝霞,顷刻即仿效出喜鹊、布谷、家燕、大雁、老鹰以及伏天儿等叫法,各逞歌喉,互不相让;其主人则互谈茶经、论说鸟道、叙述家常、评议时政,恬淡的心情溢于言表。
步鸟迷之后尘者,是五行八作的工匠。这些人于茶道并无研究且不感兴趣,迫于生计,必须于上午八、九点钟在茶馆聚会,各自沏壶茶慢慢喝着,肚子里没什么油水,因怕“水饱儿”后被茶涮得越发心慌,故只是小口儿小口儿地抿,一旦被雇佣,即弃茶扬长而去,倘无人问津,则耗至中午怏怏而回。
午后的茶座儿另是一拨人马,形形色色巧舌如簧的纤手,充斥着各个角落,一面大口喝着茶,一面交换着租赁、买卖或典押房屋的消息,或从事放高利贷的活动。亦有“打鼓的”小贩,把茶馆当作“攒儿上”(北京土语,即集散地),互通情报,统一标准的最低的价钱收购某某户的旧货。
开设于郊野的茶馆,叫做野茶馆。野茶馆是古都北京特有的景观。前清时,北京各苑圃属皇家独有,都人游憩均去四郊,野茶馆因此而兴盛。清末及民国期间,属于西城的著名野茶馆有德胜门外六铺炕野茶馆和三岔口野茶馆。
野茶馆特色是茅屋芦棚,竹篱环绕,土石桌凳,砂包茶壶,粗陶茶碗,茶汤苦酽,价格低廉。周围环境皆垂柳拂地,野花斗艳,蛙蜂齐躁,蝶舞蛰鸣。野茶馆除卖茶外,亦兼售浊酒小菜和斤饼斤面,并有斗牌、棋会、诗会、酒会、谜语会、俚曲演唱等文娱活动,颇能吸引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广大茶客。
老年间茶馆的场面难以忘怀,老年间茶馆的招幌更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朱红的木牌,刻着毛尖、雀舌、龙井等茶叶名称,招牌下系着红布条穗,迎风飘扬,像凌空跳动的火焰,醒目,有画意,更有诗情,用它迎接四面八方新老茶客,虽无声胜有声。
老北京油盐店
过日子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其中有四样(油、盐、酱、醋)要到油盐店中去买,有句俗话叫“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可见当年的油盐店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油盐店有大、小之分,货品质量有差别。据说,有些大油盐店是由油坊、盐店、酱园发展而来的(有的油盐店既卖油盐,又卖粮食)。
其实,当年油、盐、酱、醋的品种并不复杂。例如,油只有香油、花生油。盐只有大盐(颗粒状)和精盐(加工盐)。酱有黄酱(干、稀两种)、甜面酱、酱油、芝麻酱、豆瓣酱、卤虾酱。醋有白醋、黑醋、熏醋。
应当细说的是酱菜。大油盐店所售的酱菜(包括酱油、黄酱)是自制的,在店之后院有几十口腌菜大缸。小油盐店所售之酱菜是从酱菜厂趸来的大路货。酱菜的品种有:酱黄瓜、大酱萝卜、小酱萝卜、大腌萝卜、酱疙瘩、水疙瘩、熟疙瘩、酱苤蓝、酱白菜、酱柿子椒、酱甘露、酱银苗、酱莴笋、酱龙须菜、酱包瓜(酱瓜内包胡桃仁、花生仁、杏仁等)、酱八宝菜(多种酱菜切碎掺和起来,内有酱苤蓝小片、短条、酱藕片、酱黄瓜条、酱甘露、酱花生仁、酱杏仁、酱茄包等等)、酱黑菜、酱瓜、腌红胡萝卜、腌雪里蕻、五香萝卜干、十香菜、腌韭菜花儿、酱豆腐、豆豉、卤虾酱、卤虾油、冬菜、老腌鸡蛋、咸鸡蛋、辣椒糊等。
在这儿应提到“酱菜篓”,它是用细荆条编制的小篓,内装甜酱咸菜(大油盐店所制酱菜分甜咸两种,甜者质优),用以送礼或带往外地。
油盐店所售各种货品有的趸自批发货庄;有的是专去采购;有的是等待送货上门。在保管货物方面也是大有学问,要有因货制宜的保存方法,以免生虫、霉烂、变味、变形。
另外附带一提的是,富户家的厨师或女仆常年来买东西,为了拉主顾,每逢年节要给他们些“底子钱”(酬劳费)。
油盐店的装置:油盐店有大有小,两间或一间门脸者居多。一进店门正面或侧面是柜台;柜台后面置一橱柜,柜上有架,架上放若干瓷盆内置酱菜。靠墙为货架,摆列货品。近窗处是菜床。另外,柜台下面有大抽屉几个,抽屉下面坛坛罐罐、小箱、木桶等容器,盛放各种货品。
老北京的油盐店是很平常的商家,遍布于街巷。值得老北京人怀念的是它们货真价实,货品齐全。店员们是学徒出身,受过严格培训,熟悉经商之道,故而服务质量良好,他们没有气跑了顾客的能耐。
第六章 寻常巷陌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