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存有很强烈的疑问。对我自己的哲学思想，我是很认真的，但我一点也不敢肯定别人也会认真对待。
　　我知道它在主观上对我意义重大，但我不知道它在客观上是否对别人也有所助益。反身性理论只涉及一个问题：思想（thinking）和现实（reality）之间的关系。
　　哲学家们经年累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新意和原创上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吗？不管怎么说，既然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在现实生活中随处都能看见，那么反身性概念还有什么原创性可言呢？它一定以其他名字存在过。
　　我不精于写作，这更令我很难推导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但我渴望别人认真地把我当成一个哲学家，而这一热望最后也变成我最难过的一道关。
　　我觉得我有责任不断阐释我的哲学，因为我知道它受到了误解。所有我写的书都存在这个问题。别人引用我的历史观—我通常都把它写在书末，以免挫伤读者的阅读热情—并运用它来观察历史上的现实。
　　随着时光流逝，我逐渐克服了不愿意放弃反身性概念的想法，把我的哲学思想包装成一个简洁的版本，篇幅缩短了，我相信表达也就更清晰了。
　　在我上一本书《易犯错的年代》（TheAgeofFallibility）里，我在书的开篇就提到了我的哲学。
　　我下决心无论好坏我都把它当做最后一次面对世人，但是我的哲学思想是否值得别人认真对待，我还是没有把握。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当时正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奥威尔（Orwell）在小说《1984》中讲述的宣传手法在美国当代社会还能取得如此成功。
　　在小说《1984》中，“老大哥”（BigBrother）时时盯着你，还有用于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真相署”（MinistryofTruth）和“镇压机器”。
　　当今的美国，思想自由，媒体多元，但布什政府还在设法用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言（OrwellianNewspeak）误导民众。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反身性概念对回答我的问题有所帮助。
　　在那之前，我想当然地以为，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言只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所描述的封闭社会中才会出现，因此，我虔诚地信奉卡尔·波普提出的开放社会，即自由的思想和不受限制的表达往往能促成对现实的更透彻的理解。
　　他的观点围绕着一个未表明的假设，即政治话语（politicaldiscourse）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
　　但反身性概念中存在着一个操控功能（即前面所说的参与功能），既然用政治话语来左右现实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为什么政客在认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间还倾向于前者呢？
　　如果说社会科学家这样做是为了获取知识，但对政客而言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当选和维护权力。
　　这次领悟促使我重新思考什么是开放社会，而此前我几乎是不加批判地就接受了卡尔·波普的这一概念。
　　这次领悟也有些其他好处，它让我坚信我的概念框架具有客观价值，远超出我个人的喜好范围。
　　反身性和易错性的概念非常有助于我们加强理解判断，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新奇性或原创性，而是通过它们，我们能够发现并驳斥那些广为流传且影响不小的错误观念。
　　其中一个错误观念我称之为启蒙性谬误（Enlightenmentfallacy），它假定理性的目的是产生知识。我之所以说它是错的，原因在于它忽略了操控功能的存在。
　　启蒙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当初我接受开放社会理念时，曾赞同过启蒙性谬误，尽管那时我已经提出了反身性概念，并且认为操控功能非常重要。
　　我曾经怀疑过我的哲学是否具有客观价值，这一结果让我不再怀疑。
　　此后发生的金融危机给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错误观念具有破坏性的生动写照。
　　反身性理论在当下流行的范式之外提出了真正全新的范式。
　　如果反身性理论站得住脚，那么金融市场趋向均衡的认识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向公众推出我的概念框架供大家思索评判，我坚信它值得人们关注。
　　我知道我此前的表述中存在诸多缺陷，但我希望在这里已经纠正过来了，我相信读者花些时间和精力来了解一下我的哲学是值得的。
　　如果真是这样，不用说，我将非常高兴。我赚了很多钱，也花在了该花的地方，我觉得很幸运。但我一直想成为一个哲学家，也许我最终能够如愿。人对一生又能有多少奢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