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达尔
　　盖达尔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一次，他从波瓦罗夫卡到其他地方去，几个孩子替他提着一只旧手提箱，送他到火车站。其中一个孩子忽然指着手提箱上打着的三块帆布补丁问：“您这样大名鼎鼎，怎么您的手提箱却如此破破烂烂呢？”
　　“你们可不要难过，也不要着急。”盖达尔风趣地说，“要是我的手提箱‘大名鼎鼎’，我本人却‘破破烂烂’，那岂不糟了。”
　　康奈利马克-康奈利是美国剧作家，他的《绿色的牧场》深得观众好评。
　　马克-康奈利的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难寻一毛的秃头，有人认为这是智慧的象征，也有人拿它取笑。
　　一天下午，在阿尔贡金饭店里，一位油里油气的中年人用手摸了摸康奈利的秃顶，讨他便宜说：“我觉得，你的头顶摸上去就像我老婆的臀部那样光滑。”
　　听完他的话，康奈利满脸狐疑地看了看他，然后他也用手摸了摸，回答说：“你说得一点不错，摸上去确实像摸你老婆的臀部一样。”
　　萨克雷写过《名利场》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一生助人为乐，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当他知道朋友有困难时，便常常用别名、假名甚至不写名汇款，给人以接济。寄钱时，他把钱装在用过的药品盒里并附有一份“医嘱”，上面写明“服法”：“每次服一粒，急时‘服用’！”
　　斯泰因1929年，美国著名的实验散文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应邀到牛津大学讲学。她用惯常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她明晰的思辨和儒雅的风度使得那些本来想嘲笑她的人也忘记了初衷，虽然在讲到“任何事物都一样也都不同”时还有笑声。
　　最后，两个诘问者从礼堂的不同位置上相继站起，同声问她：“斯泰因小姐，假如任何事情都一样，又怎么可能会不同呢？”
　　斯泰因小姐说：“好好想想，你们两人相继站起来，这是一样的事情；可你俩一定不会承认你俩是一样的东西吧？”
　　斯特雷奇英国作家斯特雷奇曾有一位经常跟随在左石的聪明可爱而又顽皮的年轻人。他俩在一起，就会有说不完的笑话和说不尽的快乐。
　　后来他离开了主人。5年后重见斯特雷奇时，他激动地问主人：“斯特雷奇先生，您知道我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吗？时间太快了。”
　　而斯特雷奇却说：“多惬意的5年啊，您不这么认为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美等国服兵役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斯特雷奇出于宗教的原因而请求免除兵役。
　　要得到批准，必须先征得军事法庭的核准。而这一关确实为难了作家先生。
　　在军事法庭上，军方官员粗着嗓子提了个问题，这是个通常能难住一些人的问题：“我知道，斯特雷奇先生，您反对所有的战争吧？”
　　“不，不，不是所有的。就反对这一次。”斯特雷奇回答说。
　　官员又问了一个难题：“请回答我，斯特雷奇先生，当您看见一个德国兵想强奸您的姐姐时，您会怎样做呢？”
　　斯特雷奇扫了眼坐在公众席上的姐姐，压低了嗓门答道：“我将试着挤到他们中间去。”
　　斯特林堡瑞典作家斯特林堡。有个朋友约他看了——场戏，上演的戏是这位朋友的新作品。
　　戏开演之后，斯特林堡越看越难受。原来，这个戏从人物到情节，正是他从前想写而未写出来的一个戏——那是他的“腹稿”。戏散场后，那位朋友“谦虚”地向他征求意见，斯特林堡想了一下，说：“这是你写的我的戏。”
　　斯威夫特18世纪初，迷信和欺诈泛滥于英国，宿命论者和他们编造的历书随处可见。伦敦有个名叫巴尔特利日的占星家，尤其诡诈多端，颇能迷惑人心。小说家斯威夫特决心拆穿他的骗术，他仿效巴尔特利日的占星计算法编写了一部“预言”历书。在这部书中，他预言巴尔特利日将于1708年3月29日半夜11点钟得寒热病死亡。
　　届时，他又写了关于巴尔特利日死亡的报告。随后，他又发表殡葬的消息。实际上安然无恙的巴尔特利日大为恼火，广为辟谣。可是斯威夫特向公众证明：他是按巴尔特利日的占星术计算得出的结论，既使不能应验，错误也在巴尔特利日。弄得巴尔特利日狼狈不堪。
　　有一次，斯威夫特出外旅游，途经一家客店歇脚。认出他来的女主人一心想取悦这位名人，便上前热情地询问他晚饭想吃点什么：“想来点苹果肉馅饼吗？或者醋栗馅饼？或是李子馅饼、葡萄馅饼、樱桃馅饼、鸽子肉馅饼……”
　　“除了叫喳喳的喜鹊馅饼外，什么都行，太太。”斯威夫特打断了她的话。
　　一天，在徒步旅行中，斯威夫特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他赶紧钻到一棵大橡树下。不久，从路的另一端跑来一个粗野的男人和一个孕妇。搭上话后方知他俩正要去附近的镇上结婚。可那女人看上去随时都会分娩，斯威夫特便提出给他们举办婚礼。能有这样一位名人给办婚礼，他们很高兴地同意了。
　　结婚仪式结束后，一对新人正要上路，丈夫突然记起还得有一张结婚证书婚礼才有效。
　　于是，斯威夫特帮他们写了一张证书：“橡树下雷雨天我将这无赖和娼妇两相联除了驾驭这雷雨的人没人能把他们拆散。”
　　斯威夫特有很多朋友，其中一个是英格兰总督的妻子卡特莱特夫人。
　　一天他们在一起聊天，无意间，这位夫人赞叹起爱尔兰的一切来，尤其说：“爱尔兰大地上的空气可真好。”一听此话，斯威夫特马上作手势恳求道：“夫人，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千万别在英格兰讲这句话。您如果不听，他们一定会为这空气征税的。”
　　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是美国作家，艾拉-温特小姐为他写了传记，因为没有遵照他“评价工作，不评价个人”的要求，他大为恼火，发了脾气。
　　“可总不能写成作品评论呀，写到您个人时我该怎样说呢？”温特小姐委屈地问。
　　“您可以提到我的眼睛是蓝的。”
　　一次，斯坦贝克和他的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起了“女人”这个话题。其中一位很自负的年轻男人带几分轻蔑和嘲弄的口气说：“女人？女人多得是。不过尽是喜欢听好话、好炫耀的傻瓜。”
　　“的确，女人的确很多。”斯坦贝克也赞同说：“可只有当你把她们的数目减到1时，她才显得稀罕而可贵。”
　　斯塔尔夫人
　　安妮-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女作家。有一次参加一位政治家举办的晚宴，她与漂亮的雷卡米夫人正好坐在一个年轻的纨挎公子的两旁。整个晚上，这位公子都兴奋异常，并得意地对人说：“现在我正处于智慧和美貌之间。”
　　“的确不错，但你一样也沾不到边儿。”斯塔尔夫人斜着眼说。
　　在一次有拿破仑参加的宴会上，大家谈起了革命、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者等问题。
　　拿破仑的意见是：女人不适合对政治感兴趣。
　　斯塔尔夫人马上反驳说：“在一个女人也要被杀头的国家，其他女人难道问也不能问一声吗？”
　　瑟伯詹姆斯-瑟伯是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擅长漫画和小说。他的《沃尔特-米蒂的私生活》改编成电影后，大获成功，轰动了剧作界。萨姆-高德温想把这位才子拉到好莱坞的作家班子中来，出500美元的周薪争聘他。但是詹姆斯-瑟伯愿意继续留在《纽约人》杂志社为罗斯工作。为了礼貌起见，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写信拒绝高德温的提议。信上有这么一句话：“罗斯先生将我的薪水也增加到每周500美元了。”但高德温并不甘心，陆续来信，把周薪从1000美元提到1500美元，最后增加到2500美元，但每次都得到瑟伯同样的回答。高德温只得暂时把事情搁下来。可过了不久，他又写了封信，但这次是把周薪降到1500美元。奇怪的是。瑟伯的答复竟是：“很遗憾，罗斯先生也降了我的薪水。”
　　在一次晚宴上，一个女人喝醉了，跌跌撞撞地挨到詹姆斯-瑟伯跟前，说想跟他怀个孩子。
　　“你的意思当然是指通过人工授精了！”詹姆斯忿忿地说。
　　鲍姆弗兰克-鲍姆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报刊编辑，1900年他出版的《绿野仙踪》更使他成了美国人的骄傲。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因自小心脏衰弱，医生禁止他抽烟。
　　然而他很喜欢雪茄，因此，平常嘴上总爱衔一支从不点燃的雪茄。有一次，他在湖边散步，有人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从来就不曾点燃过雪茄。
　　鲍姆说：“不，每当上游泳池的时候我就把它点着了。因为心脏不好，我也不能游泳，只好在水里躺着走走。如果雪茄被水浸灭了，我便知道已经进入深水区，得赶快回头。”
　　说着，鲍姆点燃丁雪茄，蹦进丁湖水里，一直到水齐他的嘴唇，浸灭了雪茄，才赶紧返身回岸。
　　他指着熄灭了的雪茄对那人说：“您瞧，要是不把它点燃，我准会被淹死。”
　　霍夫曼德国小说家、作曲家霍夫曼到柏林的一个新贵家作客。餐毕，主人领他观看豪华的住宅。谈到仆人，这位暴发户漫不经心地说他一个人需要2个仆人服侍。谁料到，小说家说他单洗澡就有4个人来服侍。一个给他放好浴巾，另一个试水温，还有一个检查水龙头。
　　“那么第四个呢？”暴发户迷惑不解地问。
　　“噢，他是最关键的——他代我洗澡。”小说家说。
　　歌德歌德是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有一次他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一位批评家相遇了。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批评家说。
　　“我恰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了路边。
　　歌德来到一家饭店，要了一瓶酒喝，喝之前，他先尝了一点，然后，住酒里掺了一些水。旁边桌上一群大学生也在喝酒，他们又吵又嚷，兴致很高。当他们看见邻桌的这位先生住酒里掺水时，就大笑起来。有个学生问：“先生，你能说说为什么要往名贵的酒里掺水吗？”
　　歌德回答说：“只喝水会成为哑巴，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只喝酒会成傻瓜，桌旁的先生们就是明证。我既不想做哑巴，又不想当傻瓜，所以把水往酒里掺。”
　　赫尔岑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赫尔岑年轻时，在一次宴会上被轻佻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便用手捂住耳朵。主人解释说：“对不起，可演奏的都是流行乐曲。”
　　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是高尚的吗？”主人听了很是吃惊：“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
　　赫尔岑笑了：“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