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舆论一直是在激进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下的，他们一直宣扬这么个观点：那时候的日本还是支持中国革命的。至少日本人民是支持中国革命的。胡说！日本人从来没有支持过中国革命，他们只是利用中国革命，而已！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民。日本民族从自身的生存出发，把眼光放到周围其它国家上，把手脚也伸到周围其它国家去。即便是日本的革命派，由于日本天皇制度的衡亘无二，他们的革命豪情也只能向外发泄，因为国内没有市场，只能输出！所以不要以为他们当初极力要求推翻满清，就是支持中国革命。可是时隔不久，也就是这些人或他们的继承者亲自来扶植溥仪来建立所谓的“满洲国”，给中国以最致命的一击。铁一般的事实让中国人清醒：支持中国革命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幌子，也不是少数几个对华友好的人士在这么干。一切都是为了日本自己的利益！宋教仁是同盟会中唯一的看到这一点的领袖，因此，日本人才对宋教仁恨得咬牙切齿。宋教仁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中流砥柱”，是日本人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是挡在日本人面前的一座巨峰！如果宋教仁真的和旧社会的“抗倭英雄”袁世凯联手，日本的在华阴谋和诸多努力全部会付诸东流！尤其是当日本的间谍得知宋教仁和袁世凯可能在东三省问题上联手，日本人急了。最初是“黑龙会”准备出手暗杀宋教仁，可是几次失手后，日本朝野转向利用中国人来对付宋教仁。所以刺杀宋教仁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除了袁世凯、陈其美外，不仅有戴季陶、蒋介石的身影，还有日本人的身影！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家哪？
　　在把金陵围而不攻的那些日子里，曾国藩也在思考，但是他不敢反叛清王朝，他采取了放弃。
　　在上海的火车站上，意气风发的宋教仁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离华盛顿最近的政治家，可是，三声枪响就表明极左极右两大阵营，绝不容许中国出现华盛顿！
　　其实，除了宋教仁，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出现了许多的智者。但是，和激进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没有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应有的尊重。
　　像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被严复丑化为“猪体牛用”！（顺便说一句，严复成了坚决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所以，政治上极左到极右只有一步之遥！）几十年以后，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却被奉为神典，其实是一个意思！
　　而且，张之洞打赢了中法之战，也不被提起，只是因为他启用了黑旗军刘永福。他修建了那么多铁路和创立了中国的重工业，只因他是清廷的大官。张之洞对武汉乃至湖北的贡献更大，乃至于武汉在他的治理下，当时已经超越上海，一举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可是时间过了99年以后，那些个湖北以“南皮”为名的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却把他从坟墓中掘起，抛尸毁墓，尽情侮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
　　还有像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只能在图书管理上发挥他的巨大才能，这是多大的人才浪费啊！
　　梁启超，这个站在他老师康有为肩上的巨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他是一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他的优秀思想并不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接受，他转而教育事业。他已经看到教育的巨大作用。在科举制废除后，中国继续需要教育事业，只有教育才能为中国带来希望，为此他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还有像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一直被冠以实用主义者的头衔，这还不算，还被批成是美国的买办代表，是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国共两党都不很不喜欢他！
　　可是，就是这个胡适，坚持以人为本。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彻底揭穿统治者的愚民政策。
　　比如激进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须要牺牲个人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
　　但是，在胡适那里，他认为此论恰恰相反。
　　胡适认为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并不冲突，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所以他认为要争取个人的自由。
　　胡适还说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国家就自然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
　　他这几句话到今天还有很重大的意义。
　　浅白、清楚的胡适，是人类普世价值和人文思想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胡适所走过的路，尽管被嘲笑了半个世纪，却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还有那个章士钊，生活在极左极右两大阵营中，左右不讨好。
　　“两次革命”时，他的“调和立国”论，批评了孙中山一批人一味坚持，走向极端，拒绝调和，生死搏杀，鱼死网破，必然带来国家和民族灾难性的后果。在国民党逐渐掌权后，他的这些言论也必然是受到无情的批判了。
　　“五四运动”中，章士钊反对“打倒一切”的论调，他的“新旧调和论”，因此遭到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的批评。
　　而后，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又遭到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说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是拒绝现代化，复古倒退“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的谬论。
　　所以，像章士钊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游走于各个实力集团之间，在夹缝中取得利益，最后不得不投身于杜月笙门下，自认是在“吃流氓饭”，也显出那个时代中国文人中的智者的无奈。
　　如今的时代变了，这种看法也发生变化了！
　　如今章士钊的“调和立国”论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的标志。抗战之所以爆发，小日本之所以能长驱直入，也和民国以来内斗不已，激烈彻底有关。
　　回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是能像章士钊那样，综合全世界历史来看时局，从国家的全局出发综合思考问题，动态和辩证地思考的人却不多见。
　　而且，章士钊的以农业为立国之基的思想，虽然遭到陈独秀的猛烈抨击，却为同是他老乡的毛泽东取其合理的内核，以农村为根据地，从而一举夺得了天下。
　　还有张澜、罗隆基、费孝通、黄炎培、马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