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他们反对的是袁世凯的现政府，反对的是如今的中华民国。
　　他们是那些人，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但是，如果这个局面正是日本人说欢迎的，那么，很可能真正的杀害宋教仁的元凶是那些在东京的同时身兼黑龙会和同盟会的大佬们。
　　我对中国的前景担忧，我以为，中国完了，真的完了。
　　因为国人太幼稚了，以为宋教仁死了，中国的希望还在，他的同志们还在。以为宋教仁死了，会有千百个宋教仁站起来。
　　他们一定错了。
　　其实，宋教仁的‘同志’们和宋教仁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兴旺，他们只在乎自己小团体的崛起。他们这样做只会把中国引向战争。等你方打完我方上，重新进入胜王败寇的循环圈后，中国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时候，坐山看虎斗的俄国熊或日本狐就会大举进攻中国。
　　中国将被灭亡！
　　那会是我们民族最后的斗争，如果我们不接受异族奴役的话！”
　　黎慕军话极端悲观，人群中一阵骚动。
　　黎慕军见众人反应强烈，于是接着说：“我看过日本国思想上的先哲福泽渝吉在他所写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关于中国，他指出：‘明末满清夺取了政权，于是断绝了中华的国体，伸张了满清的国体。至今中华的人民虽然依旧同一语言风俗，或者其中如有人才可以列入政府的高官，看上去清与明合为一家，其实，中华南方失去了国体，为北方的满清所夺。’而对于日本，福泽认为政权虽然移入幕府，天子徒拥虚名，但是国体没有为外国人所夺。在他看来，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英国人统御东亚诸国，杀其体而存其眼的例子不少。吸纳文明的精神，铲除古来束缚的惑溺，进于心智活泼之域，以全国的智力维持国权，奠定国体的基础，何患之有？吸纳近代文明可以使国体的眼睛放出光芒是福泽渝吉说服建立近代国家的逻辑。”
　　黎慕军接着解释如下。
　　1875年，日本国思想上的先哲福泽渝吉在他所写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论述了关于“国体”、“政体”和“血统”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
　　福泽渝吉认为“国体”就是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政体”就是统治体制，“血统”就是君主的血统。福泽强调对国民来说最根本的东西是保持“国体”，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而在“政体”上，是采取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采取天皇制还是幕府制等,福泽渝吉认为并不是第一位的。
　　福泽渝吉指出这里的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保持“国体”。
　　至于君主“血统”的存续同“国体”的存在与否，福泽渝吉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
　　福泽渝吉的思想为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走向至尊地位的皇室所接受，也受到几乎所有日本国民普遍的欢迎。这种自上而下的思想上一致，为日本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开了空间。这种灵活求实的民族精神，在十九世纪后叶东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中，为日本国赢得了极为可贵的闪身和机会。
　　可是，这种情况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
　　为了保存君主的“血统”存续，大清帝国的“国体”，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亡了又亡，割地赔偿已经屡见不鲜。而在“政体”上，究竟是采取维新或守旧，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等，尽管有斗争，而且此起彼伏没有间断，但仍不是第一位的。对清王朝的亲贵们来说，最关键的还是维护满族君主“血统”的连续性。
　　和福泽渝吉同样敢于面对现实是中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面对现实，他及时地提出了“中体西用”。
　　张之洞其实正是在努力寻求中国与西方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和新的契机。他试图采取同样灵活求实的方法来应对中西方的激烈冲突和碰撞。分离了体与用，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策略，这在思想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和福泽渝吉不同的是，张之洞非但没有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顶礼膜拜，成为和日本国的福泽渝吉一样至高无上的思想先哲，他却同时受到来自頑固保守派和激進派的两面夹击，
　　在頑固保守派那裏，中国悠久历史和燦爛文化成为他們的負擔和固步自封的緣由。“中体西用”说分离了体与用，必将“体”“用”一元化的专制社会思想撕开缺口，而且张之洞明确把政治与文化划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的做法，迟早也会对专制政治产生冲击。顽固派不想有任何变化，他们提出“保国保种保教”，是把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看成洪水猛兽，看成入侵，看成是对政权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他们对西方的一切，不管好坏，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为此他们不能接“中体西用”。
　　中国的激进派则对中国的现状极度不满。
　　在激進派看来，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失败，已经说明这个“体”从根子上就早已腐烂不堪了。
　　激進派崇尚西方的民主体制，日本“全盘西化”的成功又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激進派也同样认为“中体西用”把政治与体制、政治与文化、政治和经济截然分开是错误的。他們的矛頭直指政权，在这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切免谈。为此他们同樣不能接受“中体西用”。
　　这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被看成了折衷和中庸之道，他的灵活求实思想不被世人重视和接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张之洞寻求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危机四伏的新的历史情况下，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再生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当时的多数国人并不了解这一点。
　　一边是鲁莽褊狭的激進派，一边是腐朽因循的頑固保守派，张之洞的苦心孤诣，无人心会。“中体西用”所孕含着的灵活求是的创新思想，最终未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精神。
　　黎慕军最后再次总结道：
　　“宋教仁的被杀，是鲁莽褊狭的激進派和腐朽因循的頑固保守派之间的厮杀开始，从此以后，就将进入我先前所说的，中国重新进入胜王败寇的循环圈，你方败后我上场，如此混战下去，中国的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时候，坐山看虎斗的俄国熊或日本狐就会大举进攻中国。
　　中国将被灭亡！”
　　太阳下山了，这天又没有月亮，普光寺笼罩在黑暗中。
　　后来的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居然被黎慕军悲观之极的论点言中，几乎完全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