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货物装载好以后，黎慕军和朱芙蓉他们马上离开了武汉。
　　回程的路上，黎慕军再也无法保持往日的平静，满脸愁容，他的心绪坏到了极点。
　　到了岳州，他再次去甘绩煦处。
　　看得出，甘绩煦和他一样的沮丧，目光迟呆，脚步铁沉。分手时，两人默默无言，相视了很久，却全无往日那种兴奋和欢快。
　　随后的路程中，黎慕军陆陆续续给朱芙蓉讲起了宋教仁、他和宋教仁的交往、宋教仁的大致情况和宋教仁在现时中国起着那种无人替拟的重要作用。
　　黎慕军告诉朱芙蓉，湖北新军武昌起义时，当时他在租界里保护着黎元洪的儿子。但在随后他参与了湖北军政府《鄂州約法》的制定和南京政府《臨時約法》的制定。这两部大法，都是在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亲切指导下，包括他亲自辛勤工作而成的。
　　在整个同盟会中，宋教仁是最为成熟的政治家。
　　其它人只熟悉日本，也崇拜日本“全面西化”的神话。惟独他，对各国政治制度最有研究，而且他的政治敏感性最强。他认为当今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排满”和推翻清朝这上面，必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法制。
　　宋教仁身上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那种温温雅雅并没有一丝的嚣张，却能让你细心聆听他娓娓动听的描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神奇能力。宋教仁能让你相信，只有这种民主的和关心尊重每一个人的制度才是最理想的，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
　　冲锋陷阵，首倡起义，当然会位居元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会给人痛快淋漓的英雄感觉。可是打打杀杀过后呢？
　　我们抛弃了帝制以后，到底应该建成怎么样政体的国家？
　　随着人类社会渐渐地成熟，国家权利中枢越来越起着有机地调节整个社会的合理生存和必要发展的功能。共同和谐，共同和平，共同和爱。尽可能地避免国家大规模范围的激烈冲突和动荡不安。即便当社会中不同团体、阶层、人群等之间产生根本利益冲突时，理性的国家机器应当妥善协调，把冲突部分降低到最小最小，避免那种同归于尽的疯狂。
　　我们的国家如何建设，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富强？
　　我们各族人民如何才能从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所有民族，所有个人的共同富裕、和平康乐？
　　我们和各国的关系，特别是那两个对我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和俄国，到底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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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旧秩序是解恨的，而建设新秩序呢，那将会是相当漫长而平淡，事实上，也更加重要。
　　宋教仁——在国体变更却还未最后定型之际，自觉地担负起了这种责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在革命党领袖孙文情绪化热衷于修建铁路，革命党人阵线又一次面临阵前缺帅的关键时刻，宋教仁自觉地担当起这付重任。
　　退出政治舞台，不是孙文的冲动和一时的奇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
　　发展铁路确实极为重要。
　　问题是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继续扫清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构筑自由、廉洁、高效和诚信的社会环境，给企业家、商人、科学家和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可以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大舞台，这才是好的政治家的天职。
　　发展铁路应当让詹天佑那样的行家去干，也不是对铁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孙文能干得了的。
　　孙文的决定和行为，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是不负责任的。
　　所幸的是，中国还有宋教仁。
　　1912年8月，革命党人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同盟会完成了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
　　但是，这时的孙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理事长一职，他旋即委托宋教仁全权代理。
　　孙文跑到日本去了，向日本的财阀商议借款修建中国铁路之事去了，宋教仁成为国民党实际上的主持者和领导者。
　　历史又一次出现了巧合，和辛亥革命前一样，暂时没有了孙文的国内革命派似乎多了些分散，也多了些自主，更多了些生计。
　　国民党的成立，事实上纠正了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在宋教仁的倡议下，同盟会从地下走上政坛，适应了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为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政体而努力。
　　宋教仁在尊重孙文、章太炎等人的前提下，委婉地却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毫不含糊地说：民主、自由尚未实现。
　　袁世凯从他的过去和现在的作为可以表明，他绝不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对于袁世凯，全国人民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教仁的言论并非针对袁世凯个人，他以为一个好的政体比个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当前中国最最需要的是一个与中国历史上帝王专制迥然不同的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总统也好，总理也好，或者叫其它任何名称，都只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为了给这个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政治体制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