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凶手武士英，主使人应桂馨一并被缉获。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自发地赶到沪宁铁路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一传出，医院门前更是车马喧阗，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一路祭者不绝，吊客之多，秩序之整，观者之挤，可谓盛况空前，人们目睹遗像莫不肃然起敬。
　　试看几幅当时的挽联，让人直击心灵，想见宋教仁的音容笑貌，和他在民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张謇）
　　“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张子通）
　　“血泪洗河山，今对河山挥血泪；英雄造时势，我为时势哭英雄。”（孙润宇）
　　“言满天下，行满天下，大业未成，毕命仅三十二岁；为一家哭，为一路哭，良心不死，报仇有四百兆人。”（爱国女校全体职员）
　　“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徐元章）
　　“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谁为医国手？死者长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读招魂篇。”（盛孝先）
　　“一身系天下安危，穷则独善，达则兼善；四海望先生丰采，报界伟人，政界伟人。”（梁兰逊）
　　“天下已定，吾固当烹；司马之心，人所共见。”（无名氏）
　　这些挽联来自社会各界、不同的政党、团体的人们，他们的政治观点形形色色，并不一定和宋教仁一致，但在1913年那个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具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都一致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
　　张謇更把宋教仁比作鲁肃，也为日后中国，少了这么个调停南北矛盾的大政治家，感到一丝寒意。
　　这一点，也许是国人唯一的共识。
　　但是汉口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却目标明确，首先把矛头指向的就是袁世凯。
　　《民国日报》刊登了宋教仁的密友谭人凤所言：“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正是这个袁世凯，送给宋教仁的西服，尺寸拿捏得非常精确，足见袁为了笼住宋教仁，也算是有了“三顾茅庐”的良苦用心。
　　袁世凯也曾聘请宋教仁出任他的内阁总理，可是宋教仁不干，他只想通过选举的方式当个堂堂正正的真总理。
　　因此，宋教仁的被刺杀，一上来就和党派、政治搅合在一起。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32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永远年轻，他的生命定格在32岁，定格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宋教仁逃脱了日本人在武汉布下的局，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在上海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黎慕军预感，这件事绝不简单！
　　黎慕军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
　　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民主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千年难得再度出现的；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分子的民族，终究是无法真正站立起来的；恨的是狡诈无耻之辈总是占据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他们从来就不放过宋教仁们。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宋教仁的突然被杀，中国的政局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正如张謇所预言的：“忽然贼，南北猜疑益甚，国事至可危。”
　　也许，中国将开始新一轮的搏杀！
　　黎慕军先去了孙武处。
　　孙武的回答出乎黎慕军意料之外。
　　“你是个是个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疑点。”
　　孙武直截了当的说：“宋教仁这次北上进京国民党高层人员颇多，况且是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尤其是国民党代总理宋教仁前途无量，场合如此隆重而时任上海督军且同为国民党高层人士的陈其美却不到场欢送，并且既不加派军警于车站护卫，也无任何军乐仪仗。陈其美这是故意向世人表明其与宋教仁有尖锐的矛盾，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是当时上海军警与军乐队力量不充足吗？还是故意事先就为凶手制造环境和方便？
　　“据各方报载，三天后的3月23日，宋教仁殡葬的情形却是极其排扬的，送葬的正式行列由十二部分构成：
　　（一）旗帜前导，（二）军乐队，（三）遗像作花亭式，（四）灵位用油壁双马车，四周顶上扎花彩，（五）车乐队海军细乐，（六）花圈，（七）军队，（八）党员及送殡来宾，步行执绋约一千五百人，（九）灵轮，（十）又为送殡者步行护送，（十一）军乐队，（十二）为宾客乘车者，约二百余辆。
　　由上列可见，在这列送葬队伍中单是军乐队就有3队，另加一队军队。又‘段有巡警兵荷枪随行，故是日之殡仪中，军队之多，为从前所未有’！
　　宋教仁遇刺与其殡葬的排场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其实反映出，他遇刺时戒备力量的松驰似乎是陈其美的一种刻意的安排。
　　照理说，即将成为国民党的总理，陈其美无论如何要摆出排场，除了军乐队，还当有大量欢送人群。
　　包括他自己。
　　然而，宋案发生当晚，于车站值班的警察又被陈其美派到哪些更为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车站军警连鬼影子都不见，难道他们知道这里将有他们的人去刺杀宋教仁，他们必须不便在现场？”
　　孙武边说便拿出一张载有3月23日沪宁铁路悬赏海报的新闻报纸给黎慕军。
　　黎慕军看到报纸上这么描写：“当时铁路巡警，有4人值班照料车客，二人在行李房内照料北上议员行李”，唯独国民党领袖剪票进站却无巡警照料，而“刺客乘间逸去”。
　　孙武又说：“刺杀宋教仁的案发地点与刺客的选择也十分耐人寻味，即选择在容易收场、容易妨碍或控制司法过程的地区，由中国人进行行刺最保险、最可靠。比起上次在武汉，让日本人亲自动手，更无国际纷争。”
　　接着，孙武直接指出：宋案发生地为中国地——上海沪宁铁路车站。这个案发地点完全归中国方面，即属国民党人上海督军陈其美的辖区。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