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朱中安在书院里巡视，走到“怀仁堂”，监院邓兆麟正在讲解屈原的《楚辞》、《九歌》、《离骚》。这位邓兄弟，也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对楚文化研究甚深，对屈原更是推崇备致。
　　邓兆麟原来是湖北测绘学堂的官员，当年，张之洞派遣邓兆麟两次东渡日本学习。
　　而湖北自张之洞离鄂后，后继者只知收刮民脂民膏，各项工程中，大小官吏只知中饱私囊，偷工减料，扣克人工、以次充好的事比比皆是。邓兆麟失望之极，他和周而成一样，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科技研究和我们“泛”的事业上。
　　今天，邓兆麟选择了屈原的“九歌”，这是屈原晚期放逐沅、湘之地的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它的神秘和深奥，使得现时的人们至今还不能全然窥视出屈原的全部真实思想。邓兆麟选择它，是希望通过学习，让大家多少了解荆楚文化的大概和部分特点。因此，今天他还是向大家讲述屈原当年所处的历史背景。
　　邓兆麟首先指出：由于历史悠久和缺乏纪实文字，大汉民族其实对之血统也迟迟不能达成公识。原来坚持华夏正统，仅是黄帝的后裔，但近来有扩大为包括炎帝系统的倾向，这是一个好的征兆。楚之先祖，皆为炎帝神农氏后代，楚祖祝融，是指担任火正的职务的吴回，吴回的后裔，人称祝融八姓。原来也是生活在中原的，在殷商时代，楚之先辈被逐出中原，向南方迁徙。
　　文选上对楚之立国没有明确的记载，关键在于对“国”的含义，一般来说，在西周初是楚国开始发展的时期。起此时楚与周王朝，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因而周王朝咒骂楚为不讲信用的“南蛮”，而楚也以“蛮夷”自嘲。
　　东周时期，楚国势力不断发展，积极向四方开疆拓土，等到实力大增后，一举逐鹿中原。楚武王为了打开北上中原的门户，南阳的申、吕被列为首要的进攻目标。楚极力想打到中原去，不仅在于当时的黄河流域经济富庶，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楚国贵族急于恢复其华夏正统正名之举。
　　邓兆麟个人意见是，楚向中原地区的扩张，不仅仅是楚国势力膨胀壮大的标志，也是楚文化北渐的过程。中原诸小国被灭以后，原有文化被楚文化取代的同时，也渗透进楚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构、搅拌、揉合，使楚文化成为华夏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源脉。
　　楚对自己周围的大小方国，极力拉拢，使“蛮夷皆率服”。
　　到了楚文帝时，中原大国蔡国被打败，蔡国君被俘。于是，公元前671年，周天子对楚“赐胙”，即表示楚国已经不再是蛮夷国，并还给楚国以极大权力，“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此时，楚对南方的征伐，就是名正言顺了。
　　到了楚庄王时，楚国已经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以后又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楚国跻身七雄。
　　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
　　这时候的秦国采用了商鞅变法，改革最彻底，影响也最深远。秦国越来越强大，它对其它各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狡猾策略，不断取得胜利，不断向东逼近，引起了东方六国的惊恐。
　　此时的楚怀王，作为合纵国之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昏庸无能，屡屡战略出错，最后因不听屈原的忠言而被秦俘虏。
　　被楚怀王贬为“三闾大夫”的屈原，在同王族子兰的斗争中，遭谗言去职，楚顷襄王时又被放逐。
　　屈原的政治主张是对外坚持合纵，对内主张正直，反对腐败。这些，都是不错的。屈原对楚怀王也是忠心的，但是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遭受排斥，史书似乎都没有解释清楚。
　　邓兆麟又说，自有《楚辞》、《九歌》、《离骚》以来，屈原就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们一方面在表示敬佩他的人格和文采，却异口同声认为他十分不知趣，胡说他开口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万不能的接受的。
　　很明显，这里就有民族歧视。
　　如果老老实实接受屈原在《楚辞》、《九歌》、《离骚》等中提供的历史信息，应该相信他的自述并非谬引中原古帝以自重，相信他的先人就是庸国的首领，这段历史就有可能修复。
　　楚国芈姓王族上溯“祝融”，楚国的基本群众不少却是来自庸国为首的巴人。只不过，巴人社会地位低下，故有“下里巴人”的说法。巴人完全可能是土家人的先祖。
　　在对似乎巴人或土家人中不能出一个“帝高阳”的疑问中，已经可以嗅出那种不平等的观念的酸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民族歧视早在楚国就已存在，这才是出身庸国后裔的屈原，只要他是土家人或是“杂种”，无论他是否为国操劳，是否忠诚，始终不能被纯正的百越芈氏王族所信任、所倚重的主要原因。可惜，那时的屈原实在还不能理解“民族歧视”的涵义，一厢情愿地忠于楚国，饱受屈辱，最终选择了投身汨罗。
　　邓兆麟再次强调他之所以选择《九歌》等著作主要基于以下：
　　《九歌》等含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和对自然宇宙观察的痕迹。对与天文、星宿、历法、季候等分析，有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九歌》等表现了欢快和开放的文学风格，那种诸神外形和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和想象力，即浪漫又有艺术水平。
　　《九歌》等也是屈原爱国和英雄气概的袒露，能积极引导人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高尚人格的熏陶。
　　最主要的是，那时屈原所处的时代，和当今社会有十分相同之处。都是在强敌当前，有国破家亡的外部环境的危险性，而国内各种不同利益的集团和阶层间冲突、揉和等复杂和尖锐日益加剧。因此，学起这些作品会感到情真意切，倍感亲切。
　　邓兆麟的讲课，深入浅出，颇受好评。
　　课后，朱中安向他表示祝贺。
　　他笑了笑，顺便和朱中安谈起了一封来信。
　　信是他的堂弟邓玉麟寄来的。
　　邓玉麟当年参加湖北新军也是他做的保。但这个兄弟，比他激进，没多久，就成了共进会会员，并且成为共进会首领孙武的心腹大将。
　　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和文学社合并，邓玉麟任秘密军政府军事筹备员，全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的筹办弹药、军旗、文告以及给外国驻汉领事馆的照会等工作。
　　10月8日，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后，邓玉麟力主提前起义。
　　10月10日晚7时，邓玉麟率部打响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邓玉麟先后出任军务部参议、鄂军第七协统领、鄂军第四镇统兼总监察处长，是湖北军政府重要的军事将领。
　　邓兆麟和邓玉麟虽说都是巴东土家人，一个庄上的，但家境完全不同。邓兆麟家庭富有，他受到良好的教育，自己又勤奋，所以学识气质都是知识分子化的。而邓玉麟因其父早逝，少时家境贫寒。早年曾为司厨屠夫当助手。
　　邓玉麟一生中最令他难忘的是，母亲病故后，无钱买地安葬。大雨淋尸，他扶棺对天长叹：“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朱中安辈怎生！”这就养成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希望天下大乱，希望清廷快亡。在社会大动乱中，他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新世界。
　　邓玉麟的想法，当时在湖北新军中极其普遍。
　　多少人都想跃跃欲试，只要有人领头，他们什么都敢干。他们已经把人生看成赌博，只有赌上一把，才有翻身的可能。其实这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主流：求变意识和对旧社会的彻底失望。
　　当初，邓玉麟希望堂兄也参加到共进会来，但遭到了拒绝。
　　这是因为邓兆麟对推翻满清并不最感兴趣，在他看来，这更多的是汉人的事。
　　邓兆麟的知识丰富，阅历更深。对于洪门帮会，他太了解了，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而，满清不好，大明其实也不是东西。湖北的共进会和四川、湖南的哥老会其实是一回事。如今的洪门已不是善良之辈，革命党人重用他们，无非是让他们冲在前面打打杀杀的。邓兆麟绝不和这类人为伍，也不相信这类人。“火中取栗”，他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寓言，他不想被人利用。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此时邓兆麟和周而成参加了以唐飞为首的以土家人中志同道合的朋友集聚而成的“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