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口施高塔（今山阴路）路上的“留青小筑”（大陆新村）里，那是一幢三层带花园和围墙的日式小洋房，和周围的其它小洋房没什么大的区别。门口没有任何特别的标志，也没有士兵警卫。但是在弄堂口却有人警惕地注视着进来的每一个人。
　　1903年起，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扩展势力范围，将四川路延伸至今天的鲁迅公园处，沿路两侧陆续繁衍出许多支路，山阴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越界筑路”，顾名思义就是外国殖民主义者越过租界向外修筑马路，然后据此获取对马路沿边的权力，租界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起来。在通常情况下，越界筑路的路权归筑路者所有，马路两边任归中国政府管辖。于是，越界筑路往往成了理论上双方共管，实际上双方均管不了的地段。治安也就好不起来了。地痞流氓喜欢在此寻衅闹事，革命党人也利用这一特殊地理环境进行活动。
　　虹口本来就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山阴路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汇集了许多反清志士，他们在日本友人的支持下，把这一带变成了反清革命的大本营。
　　令人寻味的是这条路原名施高塔路，之所以改名为山阴路，是那个汪精卫，1943年，他为了纪念出生在山阴（即绍兴）的大文豪鲁迅长期居住在这条路上，宣称把这条路收归国有并改名。
　　世事沧桑，汪精卫已经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可是山阴路的路名却就此延留下来。
　　这也侧面说明这条路和同盟会的渊源，当年的汪精卫等人，作为反对清廷的革命志士，频繁出入山阴路，进行着革命大业，正应了那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今天，这条貌似幽静马路上，有不少五大三粗的汉子在游荡着，这预示着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
　　其实，“留青小筑”是一个叫做“大陆山”或又称“大陆堂”的洪门帮会的堂口，他的主人正是那个万众瞩目的革命领袖孙中山！
　　孙文和帮会的关系众所皆知。
　　自从辛亥革命成功后，洪门将“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改为岳飞（岳武穆）、文天祥、孙文。这样一来，洪门将孙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陆山”成为洪门翘首，因此，“大陆山”的动向，是帮会的指南，它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政坛其实都有极大影响。
　　这一段时间内，国内世事如同万花筒似的让人目不暇及。
　　首先就是孙文先生北上。
　　孙文自放弃临时大总统位置后首次到达北京，受到了新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规格的盛大欢迎。
　　袁世凯以最隆重方式接待，市民争相瞻仰，以至于万人空巷，北京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盛况。
　　在孙文先生北京之行的近一个月中，成了所有的新闻最关注的焦点，也是举国上下万众瞩目的头等大事。
　　孙文留京25天，同袁世凯密谈13次。之所以称为密谈，是因为所有会谈只有孙文、袁世凯和梁士怡三人，绝无他人参与。所谈内容均为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国防、外交等各方面。
　　每次会谈，都是从下午谈至深夜，有好几次要到次日凌晨。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谈，使得那些新闻界同任，望眼欲穿，然每次梁士怡都以“无以奉告”打发那些精疲力竭的记者。
　　报纸上只有标题式报道，详细内容无从得知。
　　更由于不久后梁士怡去世，这段历史可能成为“千古之谜”了。但双方一定谈的很融洽！
　　这从几次酒会中，袁世凯和孙文互呼对方“万岁”，就可以窥见一斑。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孙袁的“蜜月”。
　　所有的报纸都说袁世凯对孙文“百般曲意相从”，笑脸相迎，执事极恭。
　　而孙文公开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旰。”
　　对于孙袁的“蜜月”，国人尽管各自的观念、立场、派别和利益异同，但都希望这俩个当今中国最为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共同为了国家能从此以后就告别封建专制，开始富强起来而团结合作。可是到了最后，结果却使人云里雾里，疑惑不已。
　　袁世凯的目标是希望孙文正式推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孙文同意了。孙文得到的是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袁世凯也同意了。
　　孙文先生就此退出政界，接着，黄兴也接受了袁世凯的委任，担任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革命党人的俩大领袖就这么激流勇退，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孙中山当天也出席大会，并作主题演说，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他欣然接受了袁世凯委任的“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还诚恳表示“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
　　封建帝制的倾覆和民国的建立，为各类政党活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虽然由于孙文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轻而易举获取，但毕竟袁世凯是以手段而不是以武力得到大总统职位的，辛亥革命带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至少在表面上对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也表现出高度热情。
　　对于孙文退而担当全国铁路总督办，革命党人和同盟会都有所不悦，多数国人都感到一丝凉意，唯独袁世凯感到满意：一个月，几万块，就能让孙、黄两大巨头退出政坛，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啊！
　　一失足成千古恨！
　　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多少人的热血奋斗，就这么毁于一旦。到了最后，除了“中华民国”四个字外，一场革命什么都没得到。还停止了真正意义上革新的清末新政的进程。
　　退出政治舞台，不是孙文的冲动和一时的奇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
　　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
　　回过头来看袁世凯。
　　袁世凯能够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得以觊觎总统宝座，除了他个人的政治上长袖善舞和军事上的精兵在握外，其实，还有历史的大背景。
　　首先，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西方列强在中国有着的话语权是举着轻重，甚至有时为主导力量。
　　西方的多数国家，除了日本外，都不希望中国大乱，都不希望他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和有风险。日本人在这里和西方列强发生了冲突。
　　西方列强转而支持袁世凯以平衡孙中山的一马叫关，其实就是在牵制日本！
　　另一方面，中国五千年来的中央专制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自秦开始的君主集权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
　　因此这个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但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不仅是袁世凯，孙中山……，那一个不是把历史看成是一部英雄史，没有一个喜欢“法治”和“民主”的。
　　在这方面，他们都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精彩绝伦的意见和理论。所以，我们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接受新的政体。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包容性，也使得孙文和日本朝野的朝思暮想的“驱逐鞑虏”泡汤。
　　“驱逐鞑虏”而不是“消灭鞑虏”，就是希望满族人退居东北（或“关外”、“满洲”）。
　　大清王朝谢幕了，中国的老百姓似乎忘记以前那么多的痛和恨。
　　中国大多数舆论开始把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再也不坚持着一定要把满族人驱逐到“关外”，而是把他们看成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只不过是满族人从家长的位置上下来，让位于其它民族。
　　满族人哪，多数人已经同化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融入这个中华大家庭，再也不能分开了。
　　他们失去了家长的地位，可还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而且，他们再也不肯退回到那冰天雪地的北国关外了。
　　这个结果让日本人最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