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学说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归纳起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三家：儒家、道家和法家。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百家，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他们的理论都不同，可他们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向当时各国的诸侯推荐自己的学说，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点，他们不像西方的思想家，而更像推销商品的商人。
　　“而诸侯们之间的连年不断的纷争和战争，也必将最终走向统一。此时，谁的头脑清醒，动作最快，效率最高，谁的国力增加最快，谁就将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这样一来，有人来兜售理论学说，有人需要理论学说。这就有了市场，就能促使理论学说的发展。不过，这也就确定了在中国，哲学和权力两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这是中国和外国不同的地方。
　　“权力本来是无形的，人类社会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权力这种无形的，但却又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最初，只怕是纯体力的力量型的角逐。到后来，逐渐加上了运气、智能、计谋和策略。再后来，不再依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开始利用群体的力量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规则和法典。
　　“在中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最终，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使得秦国迅速强大起来，最终用武力战败六国，一统天下权力。
　　“法家不虚伪，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蔑视人性，提倡严刑峻法，在他们眼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军队。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法家严刑峻法和以人民为敌的思想之局限性和反动性。战争状态下，人民也许只能暂时屈服，配合解决权利的归属。然而，长时期对人民压迫、奴役必将引起理所当然的反抗。陈胜起义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就是明证。这就使得后来的君王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都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上。
　　“中国的帝王们和一切问鼎九州的政治家懂得，一味地苛政暴虐还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两手。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法家的理论，只是不便把其公开化。私下里，法家的‘法’‘势’‘术’三件帝皇之具是名副其实的‘驭臣术’。不过，法家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它只能是一种‘术’，而不是一种‘道’，一种能教化天下平安无事的大道理。
　　“这个‘道’在哪里呐？
　　“经过了短暂的‘养民生息’，西汉进入全盛时期，汉武帝除了重新坚持郡县制外，还实行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完成了中国帝王专制制度的全体打造，沿用至今。
　　“汉武帝时期的新儒家学说实际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话，把‘天’说成是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天子”，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但真正奠定儒教无法动摇地位的是科举制的实行，全部占有薪奉收入的‘儒’，从此进入了社会的领导行列，充实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也使儒家或儒生成为这个国家的躯干，在支撑起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具有支配低层群体的权力。
　　“科举制是最有效的粘合剂，它使这个大金字塔的稳定性大大加强，是帝皇们爱不释手的宝贝，也是儒家的衣食来源。儒家的这种社会地位就产生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儒家也很能积极地面对人生，从不自欺欺人。什么鬼神来世，一概不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入世的哲学’也不为过。
　　“如果说，儒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再此列，这绝非偶然。
　　“儒家的孔、孟，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一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二不可能一直都积极乐观。再说，就每一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度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是一种波浪形起伏状态。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而自我认命的气质，和与之配合的理论。我以为：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的哲学’，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躁、不安和骚动，无论个人的抑或社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底’。
　　“然而，道教却是中国帝王心头永远抹去不了的痛。
　　“一方面，道教的长生术、点金术一直强烈吸引着中国的帝王们。道家的‘无为’哲学中的超脱感，能有平和稳定情绪，行事不那么激烈，教化着黎民百姓。另一方面，被高高在上，正统的儒教视为‘异端’的道教及其支系，在这个普遍文化不高、愚昧无知和迷信活动盛行的国度，总能掀起惊天大浪，几乎成了每次国内大动乱的从不缺席的急先锋。这就让中国的帝王们非常警觉，不敢懈怠。这种对道教的又爱又恨而引起的犹豫不决和彷徨，给佛教有机可乘。因此在两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到了极点，印度来的佛教就得到急剧发展。
　　“佛教到了中国，由于和中国儒家及道家文化的相互激扬，便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共有十三个宗派，那是由于不同的高僧所依不同的佛教的经典和论典，由不同的各种角度，发挥了他们的见解。其中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是天台宗、华严宗、禅宗。
　　“比较起来，佛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宗教，比起道教，它一样的与世无争，却从未逃避现实；它比儒家更认真地执行有教无类，所以它更平民化，很受普通老百姓喜欢。佛教始终以在野的立场，尽化风易俗的义务，未尝有政治权力的野心，为此，也受到中国的帝王们的普遍喜爱。
　　“佛教可以说是一门‘苦难’的哲学，它的四圣谛，八正道都是围绕着人世间的苦难展开的。什么人世间充满了苦，‘业’与烦恼是苦的根源，要解脱苦难，唯有‘涅盘’，唯有等待来世。这种学说消极了一些，但恰恰体现了多数民众受苦受难的心声，这是佛教的人民性。也是它被称为‘来世的哲学’的缘由。
　　“但是，为什么只有禅宗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延续下来呢，而其它的各门各派都已凋零乃至湮灭哪？
　　“禅的原意是‘静虑’的意思。在这里发展为解决苦难的方法——努力不懈地修行。它就是八正道中的三无漏学的戒慧定中的‘定’或‘禅定’。
　　“禅宗没有选择通过德行（戒）或理性（慧）之路，而是重点选择一条通过了精神净化（定）而走向体证世间实相的途径，是因为这个正定有其实用的可操作性。在中国，讲大道理，讲做人严谨的有儒家；讲智慧，谈抽象思辨的有道家；禅宗必然将避开这两家，另劈蹊径。
　　“从佛经上说：禅定既能暂伏烦恼，也能根除烦恼。只要循序渐进地修行禅定，便能进入无漏清净解脱自在的境界，即不生不死的涅盘境界。所谓涅盘，曾被译作灭度、寂灭、圆寂等，其实佛经上的一些用词很难用一个对应词来解释，我的理解：涅盘即是超越了一切烦恼苦痛的系缚，到达了一个‘自由王国’，那是不能用时间和空间来简单描绘的。
　　“这样，浩大繁琐的佛教，就有了一条简捷而明确的路线切实可行，那只要你肯打禅。这样一来，无论你的体力、财力、能力、智力如何，甚至信仰、性别、年龄等等都无分别，高低，贵贱，善恶都无区分，只要你有诚心，有时间，你肯打禅，任何人都有可能立地成佛。这就增加人们成佛的信心，扩大了入佛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禅宗自达摩来中原，一直是单传的。到黄梅五祖弘忍时，禅宗爆发了一场内部的革命。从后来的结果看，黄梅五祖弘忍真的是独具慧眼的人，他没有把衣钵传给手下大弟子神秀——当时武则天的国师，而是传给了一个名叫慧能的普普通通的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