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泛参与决策其实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特征，而是直接民主制的特征，即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城邦的制度。若干年来，雅典民主政治一直被当作古代政治制度的范本以及当代民主制度的源头而闻名于世。那么，究竟谁是民主政治的缔造者呢？对于这一问题，古往今来，国内外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著名的梭伦改革之后，雅典基本上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所以是梭伦最先建立了民主政治。另一些人则提出，是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民主政体，肃清了氏族制残余，结束了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使雅典从此成为一个奴隶制民主共和国。
　　古代雅典行使的是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甚至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梭伦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后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早期的游历经商生涯，不仅丰富了梭伦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层平民的疾苦，对他一生的改革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担任首席执政官后，梭伦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高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梭伦改革的基本目的其实是要建立一种富豪政治。因为从他立法的内容看，基本精神是将氏族贵族与比较富有的公民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执掌国家大权的新贵集团。这就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但是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
　　希罗多德曾在其名著《历史》中明确指出，是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民主政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克利斯提尼宪法比梭伦宪法“民主得多”。19世纪，在许多专门论述雅典民主政治的若干史学名著中，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予克利斯提尼崇高的评价：摩尔以无可置辩的笔调指出：“当雅典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新政治体制时，他们的政府就是一种纯粹民主制的政府。”而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称克利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为“民主共和国”。
　　这些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欧美史学界，19世纪前期出版的希腊史著作基本承袭20世纪的观点；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陆续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大都接受克利斯提尼创立民主政治的观点或者直接引用恩格斯的原话以为理论依据。
　　但是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等重要历史资料的发现公布，随着迈锡尼、特洛伊等古代文明遗址的挖掘，随着研究手段和认识水准的进步提高，希腊史许多重大问题开始得到澄清，得到重新研究和认识。
　　雅典民主政治虽未处于这一时代学术的前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已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英国著名史学家哈蒙德在论及克利斯提尼改革时，他指出这只是一种“平衡宪法”，算不上是什么“民主”。虽然克利斯提尼进行了地域改革，设立了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等民主机构。但细细品味，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改变政府的贵族性质。
　　首先，地域改革没有废除旧的血缘组织，氏族、胞族、部落与新的地域组织并存，而且仍在相当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比如胞族成员资格依旧是授予公民权的重要条件。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雅典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域改革越不彻底，氏族贵族赖以统治的基础越稳固持久，政体中的民主成分就越有限、越难发展。其次，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的国家机构，无论新旧，恐怕都很难作为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志。
　　十将军委员会是否由克利斯提尼设置？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存争议。而且，这个十将军委员会作为一种政府机构究竟具有多少民主性质？
　　军事长官向来就不是随便哪个人可以当选的，担任将军一职只是富人的特权，十将军特别是首席将军，是难以避免个人专权的，这与梭伦时代的执政官无大差别。与梭伦创立的四百人会议相比，五百人会议除了在人数上有增加外，在人员构成、职权范围等方面亦无变化。另外，克利斯提尼仍然保留了梭伦的财产原则，因而在公民内部保留了权利的不平等。
　　雅典城邦政治的奴隶主专制性质规定了它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克利斯提尼改革并未改变政体的贵族性质，雅典还是一个贵族制国家。雅典人相信，参与国家决策的人越多，决策就越公正。雅典的“人民”有频繁和平等的机会参与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由全体“人民”参与的公民大会每年至少举行十次，拥有司法、立法、重大决策、及关键人事的权力，公民大会放逐领袖是经常发生的事。
　　但是，极限的民主并非是一件好事。如果民主不过是个如此过程，随着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就能不断走向更平等和完美，那就明摆着民主是个乌托邦。由于雅典人把“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混为一谈，雅典民主制仅几十年就陷入了腐败和混乱，后来的罗马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