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校长一下子如五雷轰顶，几乎瘫软在椅子上。我爱草光，风雨此心，立约来生。悦音啊悦音，你太可怜了啊！我对不起你啊！都是我害的你！马草光，你愧对悦音啊！你的女儿，她的宝贝，就在你面前，你都不能认，不敢认啊！草光是马校长以前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了。
　　这首诗正确的阅读方式只有马草光懂。当年他和孙悦音恋爱时，为了告知对方约会时间地点却不让家人知道，特地约定了这种方式。前两句取第一字，三四句取第二字，五六句取第三字，末尾两句取第四字。如果信息内容需要超过八个字，则用第五到第八句的开头。
　　他们俩就是在那座山上爬山时认识的，那时是马校长在读高中，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孙悦音的父母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打为右派，一个死在牛棚里，另一个闻讯后在家中自杀。在家里，她一下子变成了孤儿。在学校，也被作为坏分子子女赶了出来，只得整天在家里呆着，靠姨妈接济勉强过着日子。反正只有她一个人，姨妈在外县，实在是不放心，就索性把她接到了自己家中。
　　到姨妈家后，她依旧无所事事，惟独增添的乐趣是可以偶尔爬爬郊区的那座山。在山顶和漂浮的白云做伴，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不再忍受他人的歧视，内心也可暂时忘怀还没有消化的丧失双亲带来的哀伤。
　　马草光那时还作为出身良好的后代，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关爱。可他偏偏多读了几本作为造反派搜到的那些不合适宜的著作，读了也就罢了，反正没有其他人看到，即便看到，他也可以解释是为批判而读。他根红苗正，父母一字不识。父亲好吃懒做，母亲一边干点粗活维持着全家人的肚子问题，一边骂着丈夫的无能穷苦。他们家与文化不沾边，和财富不窜门，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革命同志啊，革命不就是革文化和财富的命吗？
　　他母亲生他时，正是平日喂猪的点。当时她忍受着生产的痛苦，喊着丈夫，提醒他记得喂猪。他父亲晃到猪圈看了看就回来了，回复道‘没办法喂，猪草没了。‘接生婆和一旁亲戚都哭笑不得，正好这时他出生了，如是，小名就被定为草光。
　　父母没有文化，反正有个名字叫就可以了。就这样，草光这个名字用到上小学，读初中，那时和其他同学比也不算难听，有的是人叫‘狗蛋‘‘狗便‘‘二黑‘之类。等到读高中，开始有知觉到名字难听，革命风暴就来了，反革命的‘野草‘‘杂草‘‘毒草‘，总之，‘草‘就是坏东西，‘草光‘，这个名字太革命了，就像口号中说的那样‘扯光资本主义的草，长壮社会主义的苗‘。这个名字如此符合潮流，如此具有说服力地直观表达了他的革命决心，自然是不会改，也改不得了。
　　自从他读了太多抄来的书后，他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文化了，有文化就会有思想，有思想就想传播，开始是小范围地和铁杆在夜里边喝边讲。到后来是不注意场合也讲。鉴于他的出身，没有人觉得他那样讲就是真的那么想，大家都认为他是在介绍一些他准备批判的反动思想。再后来，他觉得讲得不过瘾了，于是开始在家写，洋洋洒洒，旁征博引，最后居然成了一篇十来万字的长篇政治文章，用他的话说，是一部伟大的政治著作。在确定名字为《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矛盾》后，他越看越觉得自己说得有道理，越想越得意，他认为如此鸿篇巨制非常有价值让社会公众捧阅，非常有必要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
　　他开始憧憬并越来越确信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他甚至幻想过中央*小组来找他，调他去北京做革命理论研究。他开始越来越不屑于参加那些小孩子过家家般的抄家游戏了，他决定把这本书给印出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出版社了，出书也不需要什么出版社，出版社太远，家中就有平时印革命小册子的油印机却很近。说干就干，夜以继日连续一个星期的工作后，激情万丈的他终于激动无比、踌躇满志地将自己专著出版了出来，精心装订好一百本。他没有销售它们赚钱的想法，自然也不会计较版税，但即便如此，他也需要读者。在家里，他反复斟酌了两天，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终于列出一个目标读者名单，其中包括那些他认为能看得懂这本书的革命同志，还有那些有权向上级汇报的政府部门及领导。书的印数有限，他不得不用心分配。
　　确定了分配方案后，他用小扁担挑着这些书，热情地将它们分发给县革命委员会的相关领导，告诉他们，这是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专著，请他们斧正。虽然嘴里说的是斧正，语气却有不少言不由衷。大部分人收到书后，等他一走就丢进了垃圾桶或者杂书堆中。谁也不会相信一个高一学生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更别说他家并非什么书香门第。而且革命专著，那是领袖们才有资格写的，这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么马草光还可以继续根红苗正地将革命小将做下去。这本书的书名，马草光本想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即*是反革命的，但中国文字的可爱之处在于如果你不看上下文，就可以从不同方向理解。大家看到书名都认为这本书主要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是有矛盾的‘，那当然有矛盾的，而且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这还用说吗？不废话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在那个年代和当时气氛下，连做梦谁也不会想到竟然有人斗胆批判无产阶级*，而且还公然出书。可偏偏他活该倒霉。他得意过头，居然决定送一本给他平日的革命对手，期望着对手通过学习他的思想而对他俯首称臣，投奔到他领导的红色组织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