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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梅花上将:张自忠 2
  三、风云变幻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
  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
  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而此时的宋哲元还幻想着当他的“华北王”,对此日军意图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令张自忠留守北平,缓冲中日关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但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
  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他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
  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
  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
  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四、将星陨落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
  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
  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
  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
  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五、张自忠路
  张自忠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为了纪念他,在全国多个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其中,以北京的张自忠路最为有名。
  北京张自忠路属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平安大街”的一段,东起东四十条西端,西止地安门东大街东端,长700余米;南侧与南剪子巷相通,北侧自东向西与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
  张自忠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见证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1925年3月12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于铁狮子胡同23号的行辕,1926年3月18日在铁狮子胡同3号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着名的三-一八惨案。
  1954年,将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及东四十条西段全长2506米的道路拓宽为10米至12米,张自忠路由胡同变成了大街。1999年,将东起东四十条立交桥,西止官园立交桥全长7062米的道路拓宽为28米至33米,成为北京城区东西6条干道之一,为表达方便统称为“平安大街”,张自忠路是其中的一段。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
  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冯玉祥旧部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着,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
  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
  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被迫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与国务院都设在这里。
  1919年后,靳云鹏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里又成为总理府。
  1924年11月,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这里又成为执政府。
  不久,段祺瑞被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赶下台。
  1928年,这里改为北平卫戍区司令部。“七七”事变前,此府为宋哲元二十九军驻北平军部及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这里成为以岗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华北驻军总司令部,东院为日特务机关兴亚院。
  抗战胜利后,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先后设在这里。一个大院,驻扎过这么多军政首脑机关,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划归人民大学,现在是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清史研究所。
  现在的张自忠路虽然面貌大变但仍保留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建筑:3号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明朝时是田畹府邸,清军进京后,这里成了和亲王府和恭亲王府。
  袁世凯称帝前这里也曾做过一段时间总统府;北洋政府时期,这里先后做过海军部和段祺瑞的执政府,时任执政的段祺瑞在这里与当时的总统黎元洪相抗衡,上演了一出府院之争的好戏,院内雄伟的西式大楼就是当时修建的。
  1937年以后的日伪统治时期这里是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现在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献资料中心。
  张自忠路5号,是着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故居,1949年11月欧阳予倩自香港返回大陆后举家搬入这里居住,直到1962年去世,当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经常在此聚会。这个小院现在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此戏剧家曹禺和作家光未然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张自忠路7号,是和敬公主府,和敬公主府是乾隆皇帝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下嫁后的赐第。北洋政府时期这里是陆军部,现在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自忠路23号是孙中山逝世纪念地,此宅还曾经是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拘禁政敌曹锟的牢房,后为民国外交总长着名外交家顾维钧的私宅,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有孙中山遗物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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