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上“万年”是谁？
　　关于春节的由来，民间有个传说。相传在古代商朝年间，有个叫“万年”的小伙子，认为当时的节令不太准确需要重新测算。可节令官阿衡不同意，还对他进行训斥，万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天子。
　　天子一想，要是节令真的不准确，那根据节令祭神就白祭了，于是就叫万年在日月阁进行观测以便修正节令。
　　阿衡惧怕万年制历成功会使自己身败名裂，便买通刺客对万年行刺，可是没有得逞，反倒被暴露出来。天子一怒之下将阿衡斩首。
　　一天夜间天子突然御驾日月阁，万年迎驾后，向天子奏道：“现正是夜交子时，旧岁已去，时又春始，请万岁赐个节名吧！”天子稍加思索说：“既然春季刚刚开始，那干脆就叫‘春节’吧！”天子还邀请万年与他共度春节。
　　此后万年为了定准太阳历，认真观测了几十年。完成时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为了纪念他，天子降旨将当时的太阳历定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如今春节挂的寿星图以及过去“皇历”封面上印的喜庆老人据说就是德高望重的万年的画像。
　　“年”是个妖怪吗？
　　过春节为啥又叫过“年”？也是有传说的。据说在太古时期，有一种叫“年”的怪兽，长得青面獠牙，还有一个血盆大口，每到腊月三十这天晚上（即除夕）就会出来掠食伤人。
　　“年”虽然凶猛却又怕火光、怕响声和红色，于是人们为了避免它的祸害，就事前在门框上贴上红纸、在门前堆放干燥的竹竿，等怪兽一到村里，家家户户立刻点燃竹竿。
　　怪兽在听到竹竿燃烧时发出来的劈里啪啦的响声时狼狈逃窜，人们为之欢呼雀跃，互相庆贺，于是后来就逐渐形成贴红对联、放鞭炮、拜年等过节习俗了。
　　故宫角楼的传说
　　故宫的四个城角，每一个角上有一座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建造的可好看了。这四座角搂是怎么盖的呢？北京有这么个传说--
　　明朝的燕王朱隶在南京做了永乐皇帝以后，因为北京是他做王爷时候的老地方，就想迁都北京，于是就派了亲信大臣到北京盖皇官。
　　朱隶告诉这个大臣：要在皇宫外墙--紫禁城的四个犄角上，盖四座样子特别美丽的角楼，每座角楼要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
　　并且说：“你就做这个管工大臣吧，如果修盖的不好是要杀头的！”管工大臣领了皇帝的谕旨后，心里非常发愁，不知如何盖这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
　　管工大臣到了北京以后，就把八十一家大包工木厂的工头、木匠们都叫来，跟他们说了皇帝的旨意，限期三个月，叫他们一定要按期盖成这四座怪样子的角楼，并且说：“如果盖不成，皇帝自然要杀我的头，可是在没杀我的头之前，我就先把你们的头砍了，所以当心你们的脑袋。”工头和木匠们对这样的工程都没把握，只好常常在一块琢磨法子。
　　三个月的期限是很短的，一转眼就是一个月了，工头和木匠们还没想出一点头绪、一点办法来，他们做了许多样型，都不合适。
　　这时候，正赶上六七月的三伏天气，热得人都喘不上气来，加上心里烦闷，工头和木匠们真是坐也不合适，躺也不合适。有这么一位木匠师傅，实在呆不住了，就上大街闲遛去了。走着走着，听见老远传来一片蝈蝈的吵叫声，接着、又听见一声吆喝：“买蝈蝈，听叫去，睡不着，解闷儿去！”走近一看，是一个老头儿挑着许多大大小小秫秸编的蝈蝈笼子，在沿街叫卖。
　　其中有一个细秫秸棍插的蝈蝈笼子，精巧得跟画里的一座楼阁一样，里头装着几只蝈蝈，木匠师傅想：反正是烦心的事，该死的活不了，买个好看的笼子，看着也有趣儿，于是就买下了。
　　这个木匠提着蝈蝈笼子，回到了工地。大伙儿一看就吵嚷起来了：“人们都心里怪烦的，你怎么买一笼子蝈蝈来，成心吵人是怎么着？”木匠笑着说：“大家睡不着解个闷儿吧，你们瞧……”他原想说你们瞧这个笼子多么好看呀！可是他还没说出嘴来，就觉得这笼子有点特别。
　　他急忙摆着手说：“你们先别吵吵嚷嚷的，让我数数再说。“他把蝈蝈笼子的梁啊、柱啊、脊呀细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大伙被他这一数，也吸引得留了神，静静地直着眼睛看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木匠数完了蝈蝈笼子，蹦起来一拍大腿说：“这不正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么？”大伙一听都高兴了，这个接过笼子数数，那个也接过笼子数数，都说：“真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楼阁啊，”
　　大伙儿受这个笼子的启发，琢磨出了紫禁城角楼的样子，烫出纸浆做出样型，最后修成了到现在还存在的角搂。
　　闲话鼻烟壶
　　烟壶出现甚晚，最早的瓷壶也不超过明末，而且多是由药瓶代用的，就是俗称“眼药瓶”的。体积不大，小口广腹，这证明我国传统的眼药多是药粉，也即是“散剂”，这一点和中药铺招牌上只写“丸散膏丹”不写药水药油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眼药水这玩意大概是从外洋传来的。
　　正式烧制瓷烟壶，大约是康熙朝的事。康熙瓷壶以青花为主，主要是郎窑青花，青花开片，还有釉里红，青花加紫等。
　　这时候大概还是烟壶的初创时期吧，形制很简单，大部分都是从眼药瓶转化来的“爆竹筒”，样子就像个二踢脚，间或有别样造型，为数也很少。
　　绘图种类也不多，最出名的是“寒江独钓”和“骆驼山”。这两种画面都很有意趣，也提供不少民俗学方面的知识。
　　“骆驼山”画的是脚夫牵一串骆驼，背景是山连山，前边是一城门，上写“西直门”三字，由此可知早在康熙时代，拉骆驼走“西直门”出入，已是常见的一景了。
　　另一画面“寒江独钓”也有趣，内行人买这一画面的壶，必讲求是左手持竿还是右手持竿，以左手持竿者为贵。
　　这风气已由来已久了，为什么，这是当初画瓷工人一时失误画错的，烧出后一经发现，马上就改正了错误，因此左手持竿的烟壶为数很少。
　　物以奇为珍，以稀为贵，就成了好奇者收藏家的爱物。这和目前集邮的朋友，把画面出了问题，卖了几张就禁售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当做珍品一样，是很可研究的社会心理。
　　烟壶创作的高潮，是乾嘉时期。乾隆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反映在烟壶的创作上，这时不仅品种多，而且工艺也精。以瓷制烟壶来说，不论形状、瓷质、釉彩、图画，都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景象。
　　这时烟壶已摆脱了药瓶的形状，由圆形过渡到适于身带手把的扁形了，釉彩除了粉彩、斗彩等各种彩色釉及单色釉外，还由于对外开放带来了西方工艺，增加了新品种珐琅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古月轩，此外突破了光面平涂的装饰手法，创造了浮雕式瓷雕烟壶。绘画的题材更是丰富多彩。
　　除了一般传统题材用到烟壶创作中外，还有两个极富创造意义的现象值得注意。
　　一个是画面上出现了以西方人为主题的“洋人”，所描绘的十八世纪西方人物及其服饰，非常逼真准确，反映了乾隆时期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兴旺景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烟壶题诗，一面画图一面写字这种款式，就是从这时兴起的。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也是最好的这类作品，是乾隆官窑的烟壶，上边一面是仿文人画，一面是皇帝的御制诗，而且这一时期烟壶上的画，也已不是或主要不是工匠们画的装饰画了，各派风格的书画，尤其是书卷气很浓的文人画，被移植到了烟壶上。有的水平极高，绝非凡手可为。从此开创了烟壶由低向高、由俗转雅的风气。
　　人们习惯地把乾隆、嘉庆两朝并称为盛世，其实嘉庆朝只是乾隆盛世的尾声，并是由盛至衰的转折期，这在烟壶创作上也有充分的反映。嘉庆时的烟壶没有任何创新作品，开始只是延续乾隆的品种花样，随后就每况愈下，从此烟壶创作进入一个停滞期。
　　同治、光绪时期，就像九斤老太的口头语，是一代不如一代。大清国已濒于解体。而烟壶这行业此时却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异常地兴盛起来，不论在品种上，造型上和工艺的精美方面，都达到了最兴盛的高峰。中国独有的内画艺术，就是这时创造出来的。
　　内画艺术的发展与兴衰，有一部曲折的历史，需专门有人去写它，我只想说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内画艺术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我估计，不论从内画壶的品种风格还是从事内画工作的人数及其产量来说，大概都创历史最高纪录。像李克昌为代表的山东派，王习三为代表的河北派，刘守本为代表的北京派，他们的精品有的早已超过了前辈画师，成为世界各国收藏家和博物馆争藏的珍品。
　　近年内画的从业者和产品太多太滥，良莠不齐，市场上水货过多，贱价竞销，使价值昂贵的真正艺术品反有身价衰落之虞。
　　其次，内画过程是否适于公开表演，值得商榷，表演固然可以收到吸引顾客，扩大影响之功，但把艺术创作中应保守的秘密公之于众，以致连艺术欣赏中不可少的神秘感也丧失掉，长此以往，反而得不偿失。
　　对内画艺术本身的特长与局限，我们还缺乏理论性的探讨，前人把内画仅用在小巧透明原料、做工朴实的鼻烟壶上，而不用在硕大壮观或镶金嵌玉做工复杂的器物上是有道理的。小而质朴的壶坯才有利于突出内画艺术纤巧精细及由此产生的神秘感，器物大了还有什么纤巧神秘可言？器物本身已经精美绝伦，还显得出内画的精彩吗。
　　目前内画器物有往大里发展和往其它精美的作品上作附加装饰的趋向，理论工作还有一个普及的任务，提高国内外爱好者对内画艺术的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区分出艺术创作与商品画的不同，这才能既保障了工艺品市场的繁荣，又不使真正的艺术创作因水货的鱼目混珠而遭到不公正的命运。
　　天安门前的狮子
　　北京的天安门，是没人不知道的伟大建筑物吧！天安门的历史，天安门的建筑，说故事的人不去说它了。咱们单说天安门前面、金水桥南边那两个石狮子，为什么狮子肚子上，都有枪扎的一道深坑呢？这就说到闯王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了。
　　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从打陕西延安出发，一路上势如破竹地打垮了明朝的关口、城市，就在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这天，打到了北京城。
　　这时候，明朝末一个“皇上”，头一天晚上，就在景山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了。守城的大官，都是些“太监”，那又管得了什么事？李闯王的大兵打到城下了，把守广安门的太监，立刻开了城门，迎接了李闯王。
　　李闯王进了广安门，不多会儿，就来到了前门（正阳门），把守城门的大将，据说就是“大战棋盘街”的李国祯，李国祯不肯开城，双方打了一场攻城、守城的大战，李国祯情知是不能抵抗闯王的大兵了，就独自一个逃跑了。守城的明兵呢？自然是开城门，迎闯王了。
　　李闯王一马当先，率领着兵将进了前门，过了棋盘街，进了“大明门”（大明门到了清朝改名大清门，民国后改名中华门，现在我们还叫它中华门。（现已拆掉）中华门的北面，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老远就瞧见一座高大的、五个空的牌楼了，丞相牛金星跟闯王说：“王爷您瞧，那就是明朝的‘承天门’（承天门到一六五一年，改名天安门，废除了牌楼，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天安门。），明朝皇帝苦害老百姓的‘圣旨’，就都是打这门里发出来的！”李闯王本来恨透了明朝皇帝，听了丞相的话，更生气了，鼻子里吭了一声，立刻摘下他那铜胎铁背的硬弓，拔出一根雕翎箭来。
　　马往前走着，离着承天门不太远了，已然瞧得见牌楼上的“承天之门”四个字了，闯王举起弓来，认扣、弹弦，噌的一声，箭就出去了。闯王喊了一声：“我叫你还承天！”这都是同时的事：弓弦响、闯王喊，李闯王的话还没落音，那箭早就射中承天之门的天字上了，不但起义军的兵将喊了一声万岁，连明朝投降的官兵，也惊得呆了。
　　闯王背上了硬弓，摘下他那杆镔铁点钢枪来，托枪催马，走近了承天门。大伙儿瞧：承天门牌楼南面，有两个华表、两个白玉石狮子，承天门北面有两个白玉石狮子。不提华表，单说这四个白玉石大狮子，雕刻得可好了。
　　东边这两个石狮子，右爪都踩着一个绣球，头略向东歪，可是眼睛向西看；西边这两个石狮子，左爪都踩着一个小狮子，头略向西歪，可是眼睛向东看，仿佛紧紧地盯着中间这段路面。
　　闯王正跟丞相、将军们，往前走着瞧这些石刻，忽然一个兵头喊起来：“王爷留神，狮子动弹了！”
　　闯王大喝了一声：“胡说！石头狮子会动弹？”原来，闯王早就瞧见狮子后面有毛病了，他说着，挺枪催马，就奔东面那个石狮子扎来，石狮子肚子上扎了一个枪坑，火星乱爆。
　　只见一条人影，直奔了西面那个石狮子，兵头们又喊：“王爷留神，有敌人！”闯王早就打石狮子爪下，瞧见狮子的西北藏着一个明朝的将官了，他装做不知道，向将军们招了招手，将军们明白了闯王的意思，闯王仍旧挺枪扎西面那个石狮子。
　　跟这同时，将军们早把西面石狮子围了，捉出来明朝大将李国祯。打这儿起，这两个石狮子都有了一道枪坑。
　　六必居的传说
　　北京前门外有个中外驰名的酱园子--六必居。这六必居是个老字号，从开张到现在可有了年头儿啦。据说掌柜的是山西人，明朝嘉靖年间开的业。六必居后身往北就是西河沿，当年那儿有个三府菜园。严蒿严丞相府里有个厨师经常到菜园、酱园一带买东西，经他介绍，严蒿就给酱园子题了三字---六必居。
　　六必居现在挂的这块匾是假的，那么真的到哪儿去了呢？传说，康熙年间六必居酱园着了一场大火，把真匾给烧了。
　　在早，这酱园子、油盐店的徒弟们全能写一手好字，那是见天开莱单子练的。
　　晚半晌上门以后的一个钟头，就是掌柜的让学徒学打算盘，开菜单子，练习写字的时间，这是多少年留下的老传统，所以酱园、油盐店的徒弟大多能写一手好字。
　　有个学徒偏偏喜欢严蒿题的这三字：六必居。因此，每天扫地的时候，他拿着笤帚一边扫地一边比划：六必居，六必居；晚上练字还是六必居。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入神啦。
　　这匾这么一烧，东家着急啦：“坏啦，这是严蒿写的，咱们写不了哇。”
　　学徒说：“这个没关系，我那儿写的有样子，您看看。”
　　他把练的字拿出来让东家一看，东家喜出望外：“嘿！行啊，你来一块吧。”
　　所以，现在这匾就是那学徒写的。不仅如此，北墙上那六必居三个字，也是从那匾上拓下来的。
　　这几个字写得苍劲有力，您瞧那“必”字，中间一笔一般人全写成一撇儿，人家则是一杠子，直插入内，然后笔这么一提，显得特别有劲。
　　严蒿写了一手好字为什么还不受人敬重呐？这是因为他自己把事儿全耽搁啦--他是一个奸相！
　　王府井的传说
　　传说王府井大街原来是王爷的住宅。王爷府中有一口水井，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珑的亭子，井口是一块大石头凿出的圆孔，井沿很高。井南就是王府大院。
　　北京早年水井虽然多，但甜水井不多。一遇天旱，很多井都没水了。有一年，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井差不多都干了，四个海子也干得只有垫底的水了。富人家用车子去几十里外的玉泉山拉水，穷人家没水，只能靠肩挑手提。还有的靠从井底淘点泥浆水活命。
　　这时只有少数几口井还冒水，王府井就是其中之一。王府井不但有水，而且还是甜的。王爷很高兴，说这是因为祖宗福气大，造化大，房子和水井都在龙脉上。可是这个王爷心肠十分狠毒，不仅不把水分给大家度灾活命，还命令看门老头把水井看守起来，不许人们取水。
　　这个看门老人心地善良，对王爷的做法十分不满，便偷偷给人们不少方便。他趁每天早晚王府的人睡觉时，给胡同外取水的人发信号，大家便很快地打一点水走。
　　终于有一天，王爷发现了这件事，便怒冲冲地审问看门老人。老人笑眯眯地说：“不错，王爷，我是让人打了点水。可我这是为王爷着想。您想，将来府里免不了还要雇人运粮挑米，要是附近的人都渴死了，哪儿还有人给府里干活呢？要是王爷不同意，今后我绝不让任何人再取走一滴水。”王爷听他说得有道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追究了。
　　人们十分感激和尊敬这位老人。从此以后，来王府井打水的人越来越多，住在远处的人也闻讯而来。
　　这样，王府井的名字就远近传开了。后来人们一提到这一带，都称王府井北、王府井南、王府井东、王府井西。再后来，东安市场迁到这里，这里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区，但人们仍习惯地叫这里王府井。
　　曹雪芹与北京风筝
　　风筝在北京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清代《帝京岁时记胜》描述了清明扫墓后，无数人施放风筝的盛况。现在，北京春天最容易看见风筝的地方，是天安门广场。春风习习时，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风筝在广场上空漫天飞舞。
　　北京东城区文化馆将风筝视为“百姓身边的文化遗产”，常年在展厅制作风筝。从旁观察，发现制作风筝骨架是件繁琐而精细的“慢工”活儿--把竹条劈成比筷子还细的长条，再用刀片来回刮，用小巧的锉刀锉，用特制的刨子刨，最后在酒精灯上揻出一定弯度……
　　谈起北京风筝，师傅们兴味盎然，话语滔滔不绝：
　　传统的北京风筝富于动感，软膀风筝中的“老鹰”，能在空中上下打转儿，活像一只自如盘旋的苍鹰；长串风筝中的“蛟龙”，摇头摆尾，栩栩如生。
　　听着听着，不禁想起京畿流传的曹雪芹跟北京风筝的故事。
　　曹雪芹住在西山的时候，动手做了几个风筝，绘上燕子、彩蝶，送给一位度日艰难前来求告的于姓朋友。出乎这位朋友预料，几个风筝竟然卖了不少钱。他喜出望外，除夕前沽酒买肉登门致谢。曹雪芹便教他做风筝的全套技艺，这位朋友的风筝在当地出了名，生计不愁。
　　此后，曹雪芹写了本《南鹞北鸢考工志》，介绍风筝的制造、彩绘和放飞方法。书虽失传，但其《自序》透露出撰写的初衷：“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就是说，先生是为帮助更多生活窘困者走出一条生路而执笔著述的。
　　瞧着师傅们一板一眼地制作风筝，暗暗思忖，如此细活儿，做事耐心、细心之人方宜承担。曹公能做出一只只精美畅销的风筝，足见他是个心思细密的人。由此观之，《红楼梦》语言之细腻，结构之精巧，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传统风筝，不仅有“嫦娥奔月”、“和合二仙”、“麒麟送子”等故事，有的图形还具有象征意义。
　　例如“京燕”风筝中，“瘦燕”骨架窄长，体态轻盈，象征女性；“肥燕”骨架阔大，粗壮有力，象征男性；“瘦燕”跟“肥燕”合并而成的“双燕”，则象征琴瑟相调的夫妻；“雏燕”呢，象征活泼可爱的孩子……
　　有趣的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说到的风筝，同样具有“象征”意味：
　　第二十二回中，探春编了个谜语，说风筝“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离别”，评家指出，这象征了探春的远嫁。第七十回中，姑娘丫头们剪断长线，放走风筝，以象征“放晦气”，甚至高兴地说“把林姑娘的病根儿放了”。
　　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十回里，宝玉放“美人儿”风筝，不论怎么卖力气都放不起来--“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就落下来，急得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曹公这一笔，或许象征着宝玉婚姻的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