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ｃｈáｎ），汉族，生于元和九年六月十一日（814年7月1日），死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是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除去武则天以外），在位时间：840年2月2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6年，享年32岁。
　　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
　　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
　　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
　　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
　　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
　　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
　　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
　　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
　　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
　　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残唐时藩镇和宦官的直接冲突。
　　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建元会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由于拥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鉴于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给武宗亲自处理朝政，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宗教，例如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
　　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唐朝建国，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一直没有间断。
　　武宗身在藩邸之时就喜好道术，即位后更是崇尚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又在宫中设道场，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仙丹妙药十分迷信。
　　主要是因为道士赵归真等得到信任，宣扬佛道不能并存。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的道士还散布舆论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他们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国统。这样的情况下，武宗灭佛就理所当然了。
　　据说，为了维护道教，天下不准使用独脚车，这是因为独脚车会碾破道中心，会引起道士心不安。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武宗还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黑狗、黑驴、黑牛等。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是反映了武宗大举灭佛时的心理状态。
　　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准许他试做，结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杀了。
　　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虽灭佛，自己成仙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多次催促。道士赵归真告诉他，有一种仙药只有在吐蕃才能得到，请求前往采制。这实际上是赵归真找机会脱身。
　　武宗没有放他走，答应派其他人去，还问他求仙到底用什么药，要他开具一个细目。赵归真无计可施，就给武宗开出了一个炼制仙药所需的用药清单：
　　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
　　这几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备齐的单子，武宗居然下令各地求购。武宗由于服用所谓的仙丹妙药，身体受到极大损伤。药物作用之下，他开始变得容颜消瘦、性情乖张。赵归真告诉他这是在换骨，是正常情况，所以身边的人规劝他少服丹药，他也不听。对于长生的狂热追求使武宗难以自拔了。会昌六年（846）的新年朝会，由于武宗病重也没有举行。这时候，道士们依然编造鬼话欺骗他。
　　他们告诉武宗，生病是因为皇帝的名字“瀍”从“水”，与唐朝崇尚土德不合。土胜水，“瀍”名被土德所克制，所以不利，应该改名为“炎”，炎从“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然而，改名并没有给他带来鸿运，且病情日渐加重，旬日之间口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求觐见，也没有得到允许。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宫中就传出了武宗驾崩的消息。
　　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第一可能因为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此外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有传说认为唐武宗继位後怕有人会另立他的叔叔李忱（即後来的唐宣宗）来威胁他的地位，李忱则逃入佛门，因此唐武宗灭佛是为了让李忱无处可藏。但这个说法可能只是传说，因为历史学家对於李忱是否真的做过和尚仍有争议。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
　　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武宗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
　　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归中书」等政策，在李德裕执政下，国家渐渐回复元气，被称为会昌中兴。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
　　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的性命。
　　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在朝廷上很是跋扈，他们见皇帝十分信任李德裕，便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却被武宗巧妙地化解了。
　　会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武宗也就顺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
　　仇士良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一句话吗？”众人唯唯诺诺。他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
　　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
　　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只是，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武宗之世，重用宰相李德裕平定了河东地区泽潞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成为这一时期常常为人称颂的政绩。刘稹节度使刘从谏之侄。右骁卫将军刘从素之子，早期为牙内都知兵马使。
　　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卒，刘稹用昭义（山西长治）兵马使郭谊的建议，秘不发丧，自领军务。并且上书言宦官仇士良之恶，不敢归朝。朝廷不听。
　　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用成德、魏博、河中等镇兵力进攻昭义，由刘沔、王茂元一起攻讨刘稹，史称“唐平刘稹泽潞之战”，石雄入潞州，有七千人随行，过乌岭（在翼城县境），破昭义军五寨。
　　刘稹军心渐怠，将士愈觉离心，邢州、洺州、磁州相继倒戈。董可武将刘稹骗至别院，被郭谊、王协杀死，屠其族，出降，泽潞平。传首京师。李德裕主张对藩镇武力讨伐，派兵戍守边境，支持武宗的治国理政，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了一些新内容。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在武宗面前替牛党的杨嗣复、李珏求情，说明了李德裕的个人政治魅力。所以，李德裕在宣宗时期被罢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说法。
　　这一场历时达40年之久的党派之争，最终以李德裕的贬死而告终结。然而，这一天的到来，已是宣宗大中年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