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新华社中原分社的庞社长和孙副社长对晚上的饭局没推辞，答应得还挺爽快，江一铭心里有了底儿。看来还有转圜的余地，否则，人家是不会轻易出来吃这顿饭的。真要参你，躲还躲不及呢，还会吃你的饭？谁都知道这是鸿门宴。
　　李益跟两位社长太熟悉了，见面就指着庞社长嚷嚷道：“老庞，太不够意思了。你知道不，我这顶乌纱帽差点儿叫你给弄没了。”
　　孙副社长连忙说道：“李部长，你这可冤枉社长了，要不是社长把稿子压住，说事关省会形象，让记者核实，《内参》清样早发了，你这顶乌纱帽恐怕真就保不住了。”
　　江一铭站起身，端起满满的一杯酒说道：“我们工作确实存在问题，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很深刻，句句属实。这个醒给我们提得太及时了。我借这杯酒感谢新华社对中京市工作的支持和推动，我敬两位社长了。”说完，一饮而尽。两位社长也站起来，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接着李益分别跟两位社长喝了三杯，两位社长也回敬了几杯。
　　喝罢第一轮酒，李益苦笑着说道：“如今当宣传部长，难呀。过去媒体记者天天唱赞歌，不知从哪天开始变了法儿了，专挑毛病。哪个地方好，哪里有钱，他们就到哪儿去，专找你麻烦，我都快成灭火队长了。”李益是个直肠子，再加上跟两位社长熟，说起话来不分深浅，也毫不避讳。他说这话的本意是想表达我太难了，让两位老朋友多体谅。可几杯酒下肚，话说出来就不是那味儿了。
　　江一铭见两位社长笑得有点儿勉强，接过话茬说道：“李部长把不敢向书记倒的苦水，都倒给了两位老朋友。新华社是主流媒体中的主流，把握着舆论导向，主持正义和公道。早知道李部长跟两位社长这么熟，我早让李部长把二位社长请到市政府，给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把脉定向了。”
　　“江市长，把脉不敢当，顶多提点儿粗浅的建议。”听完江一铭这番话，庞社长脸色好看了许多。
　　看李益张口还想说话，江一铭冲着李益说道：“李部长，我突然有个想法。新华社高手如林，中京市经济发展需要宏观政策指引。今后咱两家可否搞个松散的工作机制，中京市政府负责向分社的记者提供研究基地，分社的记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度采访研究。记者目光犀利，见解独到，这对中京市发展大有帮助。”
　　李益是红脸汉子，几杯酒下肚已满面红光，这模样往往给人不能喝的印象。其实他是好酒量，喝个斤八两的没问题。他猛然明白今天是求人办事儿的，不是在宣传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说话不能太随便了，趁着酒劲儿他高声应道：“江市长这个提议好，互相促进，我举双手赞成。”
　　“这是个松散的工作机制，不会给新华社添负担。”江一铭说道，“上个月我刚批给中京报业集团五辆越野新闻采访车，用的是财政结余经费。回头我跟财政局长打声招呼，再多报两辆一并购置，这两辆车算我们借给新华社的，供记者采访使用。我可把话说在前头，这车不能白借，新华社每年要向市政府提供几份儿有分量的新闻观察报告。”
　　常言道，话赶话没好话。可那要看什么人说。假如是有心人，一门心思地想着向好的方向赶，话赶话也能赶出意想不到的效果，不经意间，江一铭又向庞社长抛出这么个诱人的橄榄枝。
　　江一铭刚才说的这俩事，对分社没半点坏处。中原分社虽说是中直单位中央喉舌，但人马都吃住在中京市。江一铭刚才说的这个机制，不仅有利于记者开展工作，生活上也将带来极大的便利。不说水电这些日常生活离不了的事儿，就是社里记者们上医院找个医术好点儿的大夫，孩子上个好点儿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哪样离得开当地政府？何况江市长开口就给两辆越野车，说是借，明摆着是让白用嘛。这确实给分社解决了大问题，分社想买车酝酿快两年了，一直没买，还不是因为资金紧张。
　　谁也想不到，就这么会儿功夫，庞社长脑子里转了这么多弯，想了这么多事。
　　见庞社长没言语，孙副社长迫不及待地说道：“是呀，早该有这么个机制了。新华社的工作不能太虚，就是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单位和群众中去，了解情况，锻炼队伍，发挥作用。”
　　庞社长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庞社长年岁大了，晚八点又有打太极拳的习惯，晚宴在七点半准时结束。回来的路上，庞社长问孙社长：“老孙，江市长的那些提议你怎么看？”
　　孙社长在社里有“智多星”之称，他嘿嘿一笑说道：“社长，你是不是想让我说，江市长两辆采访车就把咱的嘴给堵住了？”
　　庞社长笑笑没说话。孙社长摆摆手说道：“没啥可担心的，车他给咱就用，反正说好了是借，车也不在咱的户头上。咱跟中京市有这么个机制，于公于私都没坏处。地方上出点小事我们可以包容些，若真出了塌天大案，我们不往上捅，中京市也不敢不往上报呀！再说了，就是没这个机制，人家想别的招儿，照样能达到目的。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过不去的河。”
　　江一铭这边紧张罗着“灭火”，市纪委那边也没闲着，从市纪委和县纪委抽调的精干人员组成专案组，悄悄入住省人大招待所顶层。入住人员姓名以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登记，连服务员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两个人高马大的年轻人昼夜守在楼梯口，没人知道这些人是干啥的，也没人敢问。之后便陆陆续续有人来，但进来的多，出去的少。
　　没过几天，从专案组传来消息，案件查处取得实质性突破。最先被“双规”的是市拆迁办一个副处长，这家伙从家里被直接带走，把他带走的同时，查封了他住处和办公室的相关物证，抄走了不少现金和字画。第二天晚上，正在饭馆儿喝闷酒的拆迁办协调处处长和分管副主任，从酒桌上直接被市纪委专案组“请”到了宾馆，进去不到两天，就如实交代了索贿受贿的犯罪事实。
　　拆迁办一位姓朱的处长不屑地说道：“真鸡巴怂，革命意志太不坚定了，这要搁日本鬼子那年月准是个汉奸。你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们还能把你给吃了！”他说这话没三天，也被市纪委给“请”了过去。他倒好，当天都没挺过去，就把所受贿赂和所知悉的相关人和事全供了出来。
　　又过了几天，根据群众举报，市规划局的另外两位处长因向鹏远公司索贿，证据确凿被“双规”。紧接着国土局的李局长、规划局的田副局长、城建局张副局长也被带走了，据说这三个局长收受贿赂涉及鹏远等十几家房地产公司，数额巨大，触目惊心。
　　鹏远事件在中京政界酿成了惊心动魄的“大地震”，带出一连串的官员受贿大案。此后“余震”不断，随着调查深入，多名涉嫌贪腐的大小官员纷纷落马。很长一段时间，凡跟房地产沾边儿部门的人谈鹏远色变，生怕把自己扯进去。
　　市委作出决定，给予市拆迁办主任王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和行政职务。市城建局局长引咎辞职，调离原单位，听候发落。主管城建的马副市长被行政记过。一场急风暴雨般的肃贪案，以中京三十多位大小官员的美好前程戛然止步而告终。
　　半个月后，“春江国际”举行盛大开工奠基仪式。闻风而来的《南方周末》记者向市委宣传部递上公函，要求对中京市这起轰动一时的肃贪案做访谈。孟忠良听完汇报，专门把江一铭找来，忧心忡忡地说道：“这么多官员落马，是中京市政坛的不幸，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不谈为好。”
　　“书记，鹏远事件被媒体网络炒得沸沸扬扬，不说清楚，很容易被胡乱猜测，不如借此机会向公众说明白。况且，反腐肃贪是维护党纪国法和老百姓利益，这时候市委不能‘失语’。”江一铭说道，“我觉得谈比不谈好。”
　　“那好吧，我让李益找你商量一下，列个访谈提纲，给我看看。”孟忠良觉得这些日子睡眠很不好，人们只看到市委书记杀伐果断、雷霆手段的一面，可朝这些人“下家伙”时，他心里头那股难受的滋味谁又能读懂？这三十多人又涉及多少个家庭，多少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呀。当人们津津乐道谈论此事时，不知有多少父母妻儿泪水横流，哀叹造化弄人。孟忠良真不希望这幕发生在自己任上，它偏偏发生了，而且如此骇人听闻。
　　两天后，在《南方周末》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记者对孟忠良的访谈。令人深感意外的是，这位以雷霆之势向官员贪渎发力的省部级要员，语出惊人。
　　“孟书记，中京市由一起小小的拆迁事件，牵扯出这么多的贪渎官员，你是如何看待这些落马官员的？”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尖刻的提问，孟忠良语气平和，似乎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以长者的身份在促膝谈心：“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变迁的转型年代。在这个新旧体制不断冲突、创新、突破的年代，有些官员缺乏对普世的市场逻辑的尊重，缺乏对人性道德的敬畏。忘记根本，以权谋私，恣意妄为，其行径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最终步入歧途，这是必然结果。我想说的是，对官员来说，本事大小先放在一边，倘若不能收敛心性，恪守本分，慎用权力，迟早要出事。今天我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同僚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作为公务员、共产党员，不论你管什么做什么，当动用手中的权力时，都要拍拍自己的胸脯，扪心自问：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境由心造，事在人为，每个人的前程终归要靠自己来把握。”
　　当记者问他对查处的这起贪渎案有何感想时，孟忠良说道：“没别的，就是感到可惜和痛心。中京发生这么大的贪腐窝案，作为最高领导，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已经向省委作出深刻检讨。”
　　整个访谈内容不足千字，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据说，那些被党纪政纪处理和被判入狱的局长、处长闻听，有的破口大骂：“他妈的，这话早说呀，老子也不至于有今天！”有的看过报纸后，悔恨交加，忍不住双手掩面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