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季，渭河发了几十年都没有遇见过的大水。宽阔浑浊的水面上激流滚滚，日夜不停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水面上不停地漂下巨大的木头和在不停地旋转的浑浊的涡流间显露的牲畜的尸体。枝繁叶茂的高大的果树被连根拨起，在巨大的浪涛间漂漂荡荡。那些没被淹没的水上的高挑碧绿的树枝上，还挂着一些稍显青涩即将成熟的果实。站在即将要被淹没的堤岸上人们面对如此景象，不禁胆战心禁。一些堤岸已经被翻滚的洪水摧毁和坍塌，河水涌上了堤岸，冲进了田野里，田野里一片汪洋，淹没了连绵的碧绿的庄稼。
　　河水小了的时候，那些去渭河里打捞木头的人回来说，河湾里有一条从秦岭的深山老林里冲下的奄奄一息的巨蛇，胆大的人们闻讯都跑去观看，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大蛇早死了，它的身上爬满了遮天蔽日的苍蝇。
　　河水冲上堤岸的时候，淹没了清水河旁边的鱼塘和水草丰茂清水潺潺的纵横的沟渠。鱼塘里的鱼虾都顺水游走，养殖的人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洪水过后，鱼塘被很快地恢复了原样。但它旁边的那些鱼虾成群的沟渠却没有了往日那迷人的模样。几年之后它们都已干涸，宽阔的渭河里面的水流，也越来越少了。
　　天晴之后，离学校不远的镇政府的门前忽然贴满了布告，放学路过的时候同学们都成群结队地观看。很多人的名字上都打着叉。几天之后，街上来了不少军用卡车，卡车的车厢周围站满了被绳子五花大绑的，脖子上挂着牌子的囚犯，他们的身后站着一群群的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前面领头的汽车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义正严词地宣布着这些囚犯所犯的罪行。街道两边站满了前去围观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很快地到了年底，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迎接新的一年。高中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准备搞一场有声有色的隆重的联欢晚会。
　　元旦的前夜，在学校宽阔的操场旁边，平时老师站在上面讲话和开运动会时颁奖的主席台上，他们精心准备的那台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开始了。在临时拉来电线的两盏明亮的电灯照射下，他们兴高采烈地不停地在上面唱歌跳舞。有时候他们还不顾在黑暗阴沉的天空中不断地刮着刺骨的寒风，换上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类似于专业演出团体才有的单薄的演出服，那些花花绿绿的演出服在阴沉沉的天空中不断地闪闪发光。
　　由于是他们自发组织的，学校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明确支持。我们低年级的同学都没有被获准去看演出。当我们上完晚自习前去观看时，天空中慢慢地飘起了雪花。阴沉沉的黑暗的操场里空空荡荡，只有寒冷的风儿裹挟着雪花在不停地飞舞。在主席台下面还站着不多的一些人，台子上的人不停地欢快地唱着跳着。他们大多演的是男女对唱的情歌节目，《康定情歌》和《敖包相会》被不同的人不停地上台演唱。此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梅来，站在黑暗的角落里流下了酸楚的泪水。天空中雪越下越大，它们在台上那两盏明亮的电灯照射下不停地迷乱地飞舞，然而台子上高年级的同学们还在忘我地唱着跳着。
　　我悄悄地擦干了脸上的泪水，然而雪花又不停地沾上了我冰冷的脸颊。我的头发和肩膀上已被雪花濡湿，上面已落上了一层厚厚的洁白的雪花。
　　夜已深了，我惆怅满怀地开始往回走。黑暗中飞扬的雪花不断地在我身边发出扑簌簌的寂静的声音。扑打在我满腹忧伤的身体之上。
　　逐渐地，我的学习繁忙了起来。我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放假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去自家的地里干活。繁忙的学习和繁重的劳动并没有阻止我对梅的思念，并不时地黯然神伤。这种心绪后来便一直悄悄地陪伴着我,它象一条细小的河流一样经常不经意地悄悄地在我的内心出现.
　　后来经过了一些年,除了老年人，我们这里的年青人都用床了。冬天天冷的时候，他们用上了电热毯和空调。人们做饭也都开始用上了燃气灶。好多人家都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我们家又重新盖了房子，盖成了楼房。父亲退休后，整日里没事就坐在电视机旁看电视，见着我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一些当今世界发生的稀奇古层的新鲜事，并不时地发表一些他自己的看法。我知道他讲的那些事情和他发表的看法都是从电视里学来的。因为他说的那些事有些我也从电视上看到了，他发表的自己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他还浑然不觉。
　　在我们家的新楼房住了几年之后，有一天父亲忽然兴趣盎然地对我说，他准备将楼房内重新装修一下。按照他的想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换成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父亲说。我对父亲那些新潮的想法感到又好笑又不忍心破坏他那与时俱进的新颖的心，只好婉转地告诉他，有些东西好确实是好，恐怕不适合国情和地方情况。“咱这里的冬天其实有时候还是很冷的。“我适当地提醒父亲说。父亲听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热情悄悄地减退了，后来经过他认真的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诱人的蹋蹋米,动工的时候只是在新式的水泥炕边贴上了一层洁白光滑的瓷砖。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这里将要被划入开发区，听说地里的树苗将按棵数给予赔偿。有些人开始在自家的地里栽果树，栽得又稠又密，完全不想让它结果子的样子。有些人干脆弄来些树枝，扦插在了自己家的地里。面对如此可笑的举动，有一位人却想到了聪明的办法，他大概是像三爷爷一样以前在山里打过柴的人。他悄悄地跑到山里，将一种不知名的小树挖了许多栽到了自己家的地里。那些小树有着疯狂的繁殖能力，自从被他栽到他家的地里的那一刻起，就不停地生长繁殖了起来。
　　等到两年过后我们这里正式被划入开发区的时候，赔偿损失的工作人员去他家的地里统计时，忧愁地看到他家的地里稠密得连一根手指头都插不进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树苗枝枝蔓蔓丝丝绕绕地纠缠在一起，扒开稠密的枝叶看到地下还不断地有尖锐的新芽正在不断地钻出。他们好些人合在一起清点了大半天的工夫，连那块不算太大的地十分之一都不到。于是他们颇感头疼起来。
　　最后他们跟他商量说，按规定，那些大一些的才能算数，小的是不能算数的。他爽快地说，行，你们怎么算都行。最后他白白地多获得了好几万块钱的赔偿。
　　村子里那些盖不起楼房的人，在获得了土地补偿款之后，也都盖起了楼房。
　　陈国兴后来不知道从哪里领回来了一个女人。那女人进门后也不嫌他穷就跟他住在了一起。陈国兴将房子好好地收拾了一下，还买来了一套组合音响没事儿整天在家里放得震耳欲聋，女人在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没到两年，就跟他离婚走了。
　　陈国兴再也不能出去流浪了，和孩子一起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孩子慢慢地长大了，学会了干很多家务活，到学校里上学的时候，就是学习不好。
　　发放土地补偿款的时候，村长将几位本家人叫了去说，陈国兴的钱村里留着给他买些砖瓦石料，给他把那破旧落后的土坯房拆了盖成新房，不能因他影响村子的整体形象，几位本家人听后都说，就是陈国兴拿到钱，恐怕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
　　陈国兴听说后，就把菜刀别在裤腰带上，嘀留嘀留地在村子里上上下下不停地乱转，边转边高声乱喊：“谁要是敢压着我的钱不给，我叫他全家人脑袋搬家。”第二天，陈国兴就如愿地领到了钱。他把大钱存到了街上的银行里，留下一些小钱慢慢地花。
　　陈国兴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吃饭时，老板娘不停地与他靠近乎。于是陈国兴不停地去，老板娘不停地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老公如何地对她不好。刚开始去时陈国兴还能见到饭店的老板，后来他去的时候，那女人的老公一见到他，就离开饭店走了。
　　那女人向他说到痛心处的时候，常常发誓说要跟她男人离婚，并问陈国兴想不想要她。刚开始陈国兴不敢做非分之想，后来看她说得那样真诚，慢慢地他就相信了。后来他去的时候，女人就把他领到后面没有人的昏暗的角落里，两个人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女人给陈国兴说，她跟她老公离婚，这饭馆是有她一半的。她让陈国兴想办法把她老公的那一半买下来。“咱们结婚以后要好好地干，到那时候小饭馆的生意一定会非常红火的。”她说。
　　陈国兴被搞得晕晕乎乎的就把几万块钱给了她。后来等他再去小饭馆的时候，小饭馆的老板又回来了，而且跟那女人勾勾搭搭的非常亲热，胜似新婚。陈国兴就问那女人，那女人把脸一翻说：“你神经病啊，我们关系那么好，我什么时候要跟他离婚了。“
　　陈国兴一听，知道自己受骗了，就砸饭馆的桌椅，因为他发现小饭馆除了那些破桌子烂板凳，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女人打电话报了警,公安局来人把他们都叫去了。
　　女人说啥也没见过陈国兴的钱，陈国兴说给了但没有证据。了解其他情况时，小饭馆的服务员早已换了人，原先的不知去向了。
　　陈国兴不甘心吃了哑巴亏，他还想去闹事，但当他再去小饭馆时，那里大门紧闭，他再也找不着人了。
　　三爷爷的陈国安结婚后两个孩子都很大了，前几年他去渭河滩的一家砂石厂干活，没事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好打打牌，小赌上几把。有一天他们吃完饭打牌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两辆警车悄悄地开了过来，他们就散了摊子，四散奔逃。有人开着旁边的一辆拖拉机逃跑，陈国安赶紧趴了上去。一辆警车跟了上来，拖拉机开始发疯似的逃跑，警车紧紧地盯着不放。陈国安就想从拖拉机上跳下去逃跑，当他跳下去的时候，跌进了路边的一个大水潭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陈国安爬起来的时候，感觉一条腿疼得厉害，他还是坚持着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家里。他想在家歇一阵就好了，他就一直在家里歇着。过了一阵，他的腿还是疼痛不已，没有办法他去了医院，医院一检查说来晚了，摔断的地方已经长错位了。从此，陈国安就一直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
　　这些事情，陈果姑姑都不知道了，因为她早已经自杀了。
　　陈果姑姑因为名声不好，三爷爷家当时给她找的婆家是靠近山里边的一个遥远的小村子，叫上山口村。由于经常受到三婆婆的打骂和村子里一些人的欺负，她经常去她的对象家。慢慢地她就开始在他们家留宿，后来，三爷爷家发现陈果姑姑怀孕了，就去她的婆婆家大吵大闹，为此，两家的关系变得很不好。
　　陈果姑姑草草结婚以后，在她的婆婆家生了一个男孩。后来，她婆婆家对她越来越不好，她就改嫁到了附近的下山口村。并且在那里也生了一个男孩。
　　两个村子相距不远,下山口村是上山口村人出门办事必须经过的地方。她的前夫家上来下去经过她家门前的时候，都要冲着她们家破口大骂，什么恶心的话都骂得出来。这样一来，两家人就常常发生矛盾，势如水火。
　　她的前夫家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韧劲和耐心，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谩骂不止，使她现在的家里烦恼不堪。本来他们对她还挺好，慢慢地也开始变得恶劣起来。
　　陈果姑姑就是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喝下整整一大瓶农药死了,听说在镇上的医院里昏迷不醒的她被灌了许多的大粪和洗衣粉水,但她还是没有被抢救过来,那时她才二十八岁。在她死之前，她已经心灰意冷地不止一次地盘算好了，要不，她是一口气喝不了气味难闻的农药的。毕竟，它又不是可乐。
　　在陈果姑姑短暂的二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她在三个家庭生活过，第一个家庭给了她生命，她给第二、第三个家庭各带去了一个小生命。但她没有感受到生命中的快乐。
　　在陈果姑姑死后不久，三爷爷也去逝了。